汉成帝之死是属于毫无征兆的暴毙,而且在他死时正值四十六岁壮年,平常他又多加保养,注重强身健体。
依史料所在,成帝在头天晚上就寝时还一切尚可,未想次日清晨一起来便不能言语,只是哧哧傻笑,顷刻毙命。
而成帝因为生前未有子嗣,所以他就提前预立他的侄子刘欣为皇太子。成帝死后,刘欣登基,是为汉哀帝。
隐忍不发
哀帝继位之时才刚刚二十,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可不想像成帝那样,一辈子窝窝囊囊,受制于人。
他要做的是一个真正执掌天下的至尊,他要的是天下之众,受制于朕。而他也自知,想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权倾朝野的王家。
因为深知王家势力的雄厚,也明白想要一举拿下王家绝非轻易之事,于是在他即位之初并未采取激烈举措,反而是多王家大为笼络,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而对于王家其他人,比如王莽、王根、王舜等人也都是加官进爵扩充封地。
这一温水煮青蛙般的安抚政策果然有效,王氏一族对他放松了警惕,而刘欣则在暗中渐渐掌控大局后,他出手了。
他先是将自己的祖母傅太后尊为皇太太后,将其抬到了与王政君平起平坐的高度,然后又将自己的生母丁氏尊为帝太后,如此一来,在傅太后与丁氏二人的双重影响下,王政君的政治影响力大打折扣。
在解决了后宫事宜后,刘欣将目光转向了朝堂之上,他知道,此时虽然将王氏最大屏障王政君压制住了,但王莽一干人等的影响力及势力可是远远超出庙堂的,所以他对于王莽等人并未轻举妄动,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扶持外戚。
当时,被他所封的傅氏一族候者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封丁氏候者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六人,如此一来,王氏一族在朝堂上的势力及影响力便被刘欣的外戚集团压制。
而这还不算完,在傅氏、丁氏两族被任命者进入岗位掌控大局后,刘欣便开始露出了獠牙,抽出了长刀,他先是直接罢免了大司马王莽,将其遣回了封国,接着又将其他王氏集团成员也都被调离了中央,命其各回封地。至于王氏一族提携、举荐之人也未能幸免,全都被摘去了顶戴。
至此,煊赫一时的王家风光不在,他们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央朝廷上再也没有一个能为他们王家说话的人了,而王家一直以来的老天牌、保护神王政君也被完全架空,她不但失去了干预朝政的权利,更在后宫受尽委屈。
至此,完全掌控朝堂的刘欣不禁长舒了一口气,他不禁又想起了身边小太监曾经给他讲过的汉成帝的遭遇。
记得那是汉成帝在位之时,因为与刘歆交谈甚欢,冲动之下就欲封刘歆为中常侍,可是左右之人却一致反对,言称此事需征求大将军王凤的意见。
汉成帝当即不悦,言明中常侍又不是什么大关,难道这点小事也要惊动大将军王凤吗?结果左右人当即叩头答:有必要,非常有必要。于是汉成帝又去问大将军王凤,结果王凤却是轻飘飘的摇了摇头。
得此答案,汉成帝没辙,只能打消了念头。欲法尧舜
汉哀帝继位的第二年和第五年,他的母亲丁姬和祖母傅太后便相继辞世,但是对于王家而言,他们依旧没有能重返朝堂的希望。
因为权力让人迷恋,已经完成掌控朝局的哀帝断然不会白白将手中权力漏出半分再与王氏分享。而且哀帝自继位以来便是以杀立威,他已先后杀了两位宰相、重臣数十,一干余者皆是噤若寒蝉,莫之能抗。
所以,哀帝虽然年纪轻轻,但其权威竟已经能和当年的汉武帝、汉宣帝相仿佛。
而哀帝又专宠董贤,他甚至在一次酒宴上公开宣布:吾欲法尧禅舜,如何?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想禅位给董贤,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有违纲常的行为,但大臣们却一个个低着头不敢言语。
此后,哀帝将年仅二十二岁的董贤封为大司马,高安侯,群臣无一人敢反对。
东山再起
且说被赶回封地的王莽一度消沉,他杜门自守,独自品尝着失去权力的落寞,体会着被扫地出门的悲凉。
他知道,他的姑妈王政君是指望不上了,想要重返长安,唯一能期盼的就是他长久以来攒下的名望。
恰巧就在这时,他的二儿子王获失手打死了一名奴婢,王莽大喜,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在当时,失手打死一个奴婢只需要赔些金钱便可了事,但王莽偏不,他强迫自己的儿子以自毙谢罪。因为他知道,想要重返朝堂,就得弄出点大动静,就得来一处矫枉过正的戏码,以此骗得观众的拥护之声。
果然,此事一出,舆论一片赞扬,所言者皆是为王莽鸣不公,言其公正严明,不徇私情,前后一百多道折子被递到了哀帝桌前。
或许是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或许是对自己掌权的自信,哀帝最终顺应了民意,召回了王莽,命其侍奉太皇太后王政君。
哀帝的想法其实并没有错,只要他活着,王家就永远不可能东山再起。
可惜,哀帝的想法是好的,奈何他的身体不争气,因为早年患有痿痹之病,继位之后的他更是日渐沉重,以至于到后来他只能长卧病榻而不能起。
到哀帝七年(前1年8月15日),一觉睡去的他便再也没有醒来......
哀帝不哀
纵观哀帝一生,他的政治主见以及政治决策还是值得肯定的,想他继位之初便以乐府的音乐都是不正经的乐歌而裁了共四百一十四位乐工,这不仅减少了宫廷的开支,开有效的整肃了皇宫的奢靡之风。
而且他在位时,宫室、府库皆有增益,民间百姓的资产虽然无法和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相提并论,但人口数量却是最多的,这也侧面反映了人们的安居乐业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