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官网11月15日发布消息：针对近日有媒体报道“记者被移出群聊”一事，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分析情况，查明原因，并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处理，要求全市园林和林业绿化系统引以为戒，认真整改，善待媒体，尊重记者，更加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此前报道
齐鲁晚报刊发监督报道，撰稿记者被移出群聊！济南园林局：我们也有难处
11月11日，《济南市公园服务管理规范（试行）》正式发布，明确提出禁止在公园内设立为少数人服务的会所、高档餐馆、茶楼等，以及健身、美容、住宿、接待等场所。
11月12日，齐鲁晚报记者探访中泉城公园、百花公园等市区多家公园，发现园区内开设的餐馆菜价普遍偏高，最低收费168元/位或198元/位。同时，公园内一家茶馆小包间最高收费是两小时1580元，仅包括一壶茶和两份甜点。
13日，齐鲁晚报刊发报道，披露济南部分公园内餐馆价偏高问题。然而，该报道刊发后，撰写该篇报道的记者却被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人员移出了媒体群。
据新京报报道，济南市园林局回应确有其事，媒体群中移出了两三个人，除了齐鲁晚报，还有其他媒体人。
济南市园林局宣传办薛主任直言：他不是炒我鱿鱼啊！监督是正常的，我知道这是你们的职责，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啊。
报道中还指出，11月14日，新京报记者走访济南多个公园，发现部分餐饮和会所正在拆除。
此事不禁令人感叹：这都0202年了，居然还有“踢出群”这种应对舆论的方法。
早在2年前，此类事件就已经引发过讨论，今天看来，当时的评论依然直指要害。
2018年8月12日，《浙江日报》对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现象做了报道，景区随即开展厕所专项整治。13日，《浙江日报》对整改内容做了跟进报道。
但是，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发现，自己竟在整改报道见报当日，就被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的管理员移出了微信群，原来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回复记者任何微信。
8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刊发名为《西湖景区 风度何在》的评论文章，披露了此事。
该文章评论称：
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是媒体履行使命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 现在看来，总书记的这段重要论述，有的部门和同志还需要好好学习。多年前，西湖景区推倒围墙免费开放，国人无不感叹杭州之大气、西湖之雅量。对待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如此雅量和大气不也是一些部门和同志所需要的吗？
8月24日下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通报称，对涉及此事的管委会具体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令其书面深刻检查反省。
没过几天，《南方都市报》也刊文曝光了记者遭遇被“踢群”的尴尬。
2018年8月29日，《南方都市报》也刊发了一篇题为《深圳前海管理局被金秤砣奖评为态度最差 报道后记者被“拉黑”》的文章。
文章称，在日前公布的深圳政府信息公开金秤砣奖中，前海管理局继2016年获评垫底的“纸秤砣”后，再次被评为态度最差，这也是该局连续第二年被评态度最差。
在《南方都市报》跟进报道后，该局负责宣传的相关负责人将跑线记者微信删除。
除了都市报的记者，连新华社的记者都曾有过类似遭遇。
2017年，新华社记者郑生竹，曾因一篇揭秘骚扰电话生产链条调查的报道，联系江苏省工商局。记者与该局的宣传干部来来回回沟通多次，也预留了充裕的回应时间，无奈后来得到的回复还是“不属于所在部门监管范围，不接受采访。”
报道发布后，仅因记者在报道中提了句“记者就骚扰电话议题，向江苏省、南京市两级工商和公安宣传部门申请采访，均以不为其主管为由，婉拒了采访”，就被那位宣传干部踢出联系群。
《浙江日报》与《南方都市报》事件披露后，郑生竹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文章《基层宣传干部“舆论监督敏感症”得治》透露了自己的经历，并在文章中写到：
杀死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坏消息就不存在了？把做监督报道的记者“踢群拉黑”，被曝光的问题就解决了？ 相对于过去一些记者因监督报道被监督对象还以人身攻击等打击报复，这位媒体联系人“踢群拉黑”的反应，对记者来说算是“温柔”以待了。但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宣传干部们患上了“舆论监督敏感症”，一旦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稍有微词，心里就很有气，气血不通后，索性把爱“找茬”的记者们“踢群拉黑”了事。 媒体记者大都有分工条口，例如政法、教育、医卫等，他们或多或少在多位宣传干部们组建的联系群里。这些联系群本是为了降低沟通成本，方便宣传干部们发布本部门新闻、通知例行发布会、安排集中采访等。但笔者观察到，一些媒体联系群已沦为一些部门“喂食”媒体记者的饲养场。 一些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的记者，因此自废武功，丧失了媒体记者应有的舆论监督能力。更有甚者，为维护与所在分工条口的关系，养成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从业习惯。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 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不少媒体记者同行感叹，现在主动联系采访政府部门越来越难，遑论那些监督报道的采访。一些宣传干部越来越不好沟通，有的以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范围不予回应或不接受采访；有的是拖字诀，要求发采访函走程序，请示领导一番三五天过去，得到的答复还是不接受采访。 在日常采访中，也有不少宣传干部对媒体的监督持欢迎态度，认为监督曝光能让一些老大难的问题得到重视，推动问题的解决。 有学者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比喻为给大树找虫子的啄木鸟。坏消息的来源不在于信使，大树有病也不是因为啄木鸟找出了虫子。这个浅显易懂的道理，那些患有“舆论监督敏感症”的宣传干部们理应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