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桑街景。
方乐新摄
1972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县里一位干部突然来到我务农的农场，说是县宣传组让我去参加一位模范人物故事的写作。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九江县城。写作本来是个短期任务，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一来，会在九江县城待上将近十年时间。
一早在农场码头搭船，中午到九江市，转乘火车，第二个小站就是沙河站，彼时那里是九江县治所在地。候车室是很小很简陋的一间平房，站台逼仄，转角就是一条小街，两边是矮小的店铺，屋瓦上长了草，板壁皆灰白。小镇外面，是大片的田地。春耕尚未开始，田里满是去年的稻桩。
县政府刚从九江市区迁来时，所有的机关，以及干部职工和家属都借住当地的公屋和民房。几年时间，陆续盖起了二层三层的办公楼、饭店、商场、邮局、大礼堂之类公共设施，一条比乡村公路宽阔得多的大街，横亘其间。一个城市开始现出雏形。
大街与河十字交叉。河是季节河。从庐山脚下弯弯曲曲流来，不下雨的日子，清澈透明的河水在满河的卵石间流淌，迤迤逦逦绕过沙河街小镇。过河的桥是一长串露出水面、卧牛大小的卵石。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卵石上，仰看湛蓝的夜空，赤脚拨动水中的星星。
九江县就在庐山脚下。有正式编制后，我被安排在县文化馆做文物保护工作，去勘察过清代遗留的“陶靖节祠”，在“宋岳忠武王母姚太夫人墓”所在的那面山坡上，参与过植树造林。
县政府大院简洁素朴，除了办公楼、单身宿舍楼、家属区，剩下的一大半都种了菜。每周有半天，机关各部门干部轮流到菜地劳动。一年四季菜地都花花绿绿：
春天，油菜花黄，蚕豆花紫；夏天，围墙上爬满了冬瓜、南瓜、丝瓜，竹架上挂满了番茄、黄瓜、豆角；秋天，辣椒红、茄子亮；冬天，霜打的芽白、雪里的萝卜苗翠嫩细碎。
成家之前，作为宣传部培训的“农民通讯员”，我一直住在这里。没事就在宿舍楼上凭栏。每逢过节，当地干部大多回了老家，大院差不多空了，我就放声唱歌。心情像晴空上的燕子。
这是一块我永难忘怀的土地。跟我们一起熬通宵起草大会报告的宣传组组长，输了棋大发脾气事后又请我去家里吃红烧肉的计委主任，像对小弟弟一样呵护我的县政府干部，停了电不许我们点公家发的蜡烛打扑克的老会计，节假日食堂人少的时候特地给我加菜的师傅，帮我誊清稿子的邻桌大哥，热心为我“介绍对象”的妇女干部……在忽然有了招工机会的时候，他们纷纷为我说话，帮我解决正式工作编制。所有这些，我至今历历在目。
老街是我常常流连的地方。青石板的路面据传是明代官道的遗迹，从两边的门头上伸出来的、油漆斑驳的小吊楼，似乎在向人们炫耀自己的历史。这里是整个县城最热闹的去处：烟火腾腾的小饭馆，人头攒动的副食店，推车挑担的赶圩农民，沿街拉琴的盲艺人，饶舌的理发匠，寡言的老裁缝，补锅补碗的，修伞修鞋的……从上街头到下街头，熙熙攘攘，水泄不通。我在这里有许多年轻的朋友。我们常常一起争论文学，抬起脚就去庐山漫游。多年来，他们大多被我请进了我的小说之中。
分配到县文化馆的当年，我有了自己的小家。房后有小河流过，潺潺的流水声和河边草丛的虫鸣蛙叫是动听的夜曲。两年后，县城大道边按照规划预留的空地上，崭新的县文化馆竣工落成，办公楼、图书馆、多功能厅，一应俱全。后院家属区的围墙外面，是很大的一方荷塘，荷花开的时候，清香就弥漫过来。荷塘那边，是一个树林茂密的小村。树林上面，远远地浮着一抹淡青的山影，那便是庐山。
搬进新居的那年，我们没有回省城过春节。除夕一早，我在单位基建留下的废料堆里翻出大理石碎块，在屋后的空地铺出了小径；又找到几段满是裂痕的树干搭起了桌椅；又把空地翻了一遍，预备开春种瓜果花草；又去砍了柳枝，沿墙根插了一排。翌年春末夏至，柳树抽了条；花草侵上小径，是那种很普通却很热烈的太阳花、百日草；围墙上爬满了喇叭花、豆角秧、丝瓜藤。这样一处院落，清静幽然。春天的霏霏细雨中，我竟自徘徊；夏天的明月清风里，我尽兴吟哦；秋天收摘自己栽种出的果实，很自然地体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适；冬天暖洋洋的日头底下，一边推着儿子酣睡的摇篮，一边字斟句酌不成熟的文稿。那是怎样一种“闲静少言”“忘怀得失”的日子。
一年多以后，我奉调省城从事专业写作。朋友租了单位的货车送我们搬迁。坐在驾驶副座，挥别多年的同事，车出城区，我不禁眼睛湿润。
十年，仿佛在转瞬之间。美好的日子总是显得短暂。
这十年，我一天天看着一个城市成长、壮大、成熟、丰满。最初的乡间小镇，有了多条纵横的大道，大道边已经有了密集的楼群，一个现代城市已经初具规模。
这十年，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也是我人生中最为温暖的段落。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我由青年成为中年，由儿子成为父亲，一个懵懂、怯生的偏远沙洲上的小农工，对世界、对生活，有了更多的认知和历练。
2017年，九江县撤销，变成九江市柴桑区。柴桑区，有机场和铁路编组站，铁路京九线、武九线、大(庆)广(州)高速贴着城区过境。
如今又见，已是一个全新的柴桑。
《 人民日报 》( 2020年11月16日 2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