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是明清之际一位志行坚卓的遗民思想家，其学深博涯 ，举凡经、史、子、集，佛典、道笈，无不博涉旁通，全祖望谓“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 (鲒琦亭集)卷二十六《阳曲傅先生事略》)。他不拘儒家的道统首开清代诸子之学研究的风气，对后代影响深远，他又还是一位见解卓异、创作成绩斐然的文人，其反奴性、倡真情的文学思想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引人注目。他在《青羊庵》诗中写道:“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霜红龛集》卷十三)，这是他的字“青主”的注脚，也是他不随流俗，孤行独创的精神写照。
一、反奴性的文学形式
傅山生活在明朝末期，痛感政治腐败、朝纲不振，而士大夫结党营私，空言性理，面对内忧外患束手无策，所以提 倡为学要有用。他在《书宋史内》中说:“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无实济，而大言取名，尽却自己一个不值钱底物件买弄。佝斫犹可言，又不知人有实济，乱言之 以沮其用 。奴才往往然。而奴才者多，又更相推激，以争胜负。天下事难言矣 。偶读《宋史》，暗痛当时之不可为，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 奈何哉! ” (《霜红龛集》)卷三十一)他在《读管子》中也说:“吾以《管子》《庄子》《列子》《楞严》《唯识》《毗婆》诸论约略参同，益知所谓儒者之不济事也。（《霜红龛集》卷二十六）身处异族统 治下，他强调读书为学，也有保存汉文化的意思:“名世不必作相，相亦未必名世。诚能令书种不绝，绵绵经史，培植圣贤根蒂，耕食凿饮，饶足自贵;却是天地问一种不可限量苗稼。”(《霜红龛集》卷三十八《杂记三》)他主张读有用之书，注重的实际是培养能够治理社会的人才，他说:“鄙奴荡而 光大神明之天，实需才。才不易生。家有其治，治有其学，学笃其才。”(《霜红龛集》卷二十八《傅史>)因此，他对空言性理却浮夸无用的理学习气往往予以激烈的抨击。
傅山反对理学家的迂腐拘纳，对理学家以陈腐观念衡 量诗歌的作法也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说:“凡所称理学者，多不知诗文为何事何物，妄自谓我圣贤之徒，岂可无几 首诗、几篇文字为后学师范，遂高兴如何物清意味，何物天下理而已矣”(《傅山手稿一束》(四)《评理学》)，见（《中国哲学》第十辑 ) 理学家的诗文不足论，他们的观念也迂腐偏狭。傅山在《失笑辞二》中说:“紫阳(朱熹)效陈子昂取史策秽事尽力扬播，盖儒习也。”(《霜红龛集》卷 二十六)按:《朱子大全》卷四有《斋居感兴二十首》，序中云爱陈子昂《感寓》诗，“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托于仙佛之间，遂作二十篇。如其七 咏武则天事:“磨聚滨天伦，牝晨司祸 凶。乾纲一以坠，天枢遂崇崇。淫毒秽宸极，虐焰播苍穹，”傅山所谓“取史策秽事尽力扬播”者，当指这类作品。用封 建的伦理道德来评判历史人物，极力夸大其道德的缺陷，并以谩骂粗俗的语言入诗，完全失去了诗歌的美感，傅山对此 十分不满。傅山批评叶梦得说:“看宋叶氏论《八哀》诗，真令人喷饭。吾尝谓古文古书之不可测处，囫囵叫宋儒胡乱 闹坏也。”(《霜红龛集》卷三十《杜遇余论》)他讽刺理学 家说:“大抵诗文之妙，至于穷理明道诸老先生似可以不劳讲究，亦不失拥皋比之尊崇，受门墙之扫洒。岂不又省 其玩物丧志，放心野马! 孔颜乐处，静宁陶冶，何必欲与风人为萋菲，向文苑置侈（山多）?”(《霜红龛集》卷二十六《失笑辞二》)傅山认为理学家与“诗文之妙”、“风人之旨”无缘，大可不作。如果于艺术的“妙理”、诗人的“旨趣” 毫无会心，只想借诗文作道德的说教，不但于理学无益，而且会破坏艺术的美感，倒读者的胃口。他对理学家的批评，其着眼点正是对诗歌本身艺术规律的尊重。
傅山说 :“读理书尤着不得一依傍之义。大悟底人先后 一揆，虽势易局新，不碍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 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因人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霜红龛集》卷三十六《杂记一》)傅山反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依傍、反对奴性。他最痛恨奴性，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而已。(《霜红龛集》卷三十八《杂记三》)奴性的本质就是丧失独立人格，循规蹈矩，缺乏创造性，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陷入奴性的泥淖，那就成就不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事业。所以他非常赞赏那些没有奴性，人格气节卓然的诗人，如他评李白说:“李太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才成得狂者。”(《霜红龛集》卷三十六 《杂记一》)他评祢衡说:“孟德张汉罗，正平( 祢衡字)不可援。……天子竟可挟，贱士终难前。” (《霜红龛集)卷三《咏史感兴杂诗》) 对他们蔑视权贵，保持独立人格的“狂”，“傲给以很高评价。反奴性的思想也 表现在傅山的诗歌创作中。他在( 读史)中写道:“天地有腹疾 ，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 《霜红龛集》卷九)这是以治病喻扫荡奴性，强调经世济民。而他的《太行》一诗则写道:“紫盘天井上，青幕太行郛。风雨诗何壮，岗峦气不奴。争韩来破赵，报楚去趋吴。临老河山眼，苍茫得酒壶 。” (《霜红龛集》)卷七)用“气不奴”来写太行山的雄伟气慨，造语奇警而新颖，其反奴性的观念是十分鲜明的。傅山曾这样大气磅确地宣称:“一扫书袋陋，大刀阙斧裁。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岂有王霸业，润色 于舆台! ”(《霜红龛集》卷十四，《哭子诗》其九)
傅山这种“孤行独诣 、无所依傍”的创造精神，使他的诗虢思想显示出鲜明的个性。
二、反奴性的文学情感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但对抒发什么样的情感，人们的认识却是不完全相同的。傅山强调诗歌是诗人至性至情的自然流露。他曾评论好友戴廷拭的《枫林草》说:“其中有佳处， 亦有疵处，俱带冰雪气味。大概深于寄托，情至之语，自能感人。”(《霜红龛集》卷十六《叙枫林一枝》)傅山的评论是非常率直的。戴廷拭的诗尽管“亦有疵处”，却自能感人，正由于是诗人至情的自然流露。傅山进而认为，人的至性至情常能和物的至性至情相感应。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新念白崖山御舟，白鹇哀鸣堕海事，令人痛激。吾常道及，便泪 出也。至情至性，何必在人，禽鸟尚矣。”他又说“域中羽毛鳞介，尺泽层峦，嘉卉朽莽，皆各有性情。以我接彼，情相浃，恒得诸渺莽惝恍 间。”(《杂记三》)诗人的性情与物的性情相融浃，便成好诗，诗人所要写的，就是情与物契 合的感兴。
由于强调至性，真情的自然流露，傅山特别反对用儒家 温柔敦厚的诗教来束缚诗人的性情。他评庾信的创作说:“庾开府诗，字字真，字字怨。说者乃日:诗要从容尔雅。夫《小弁》、屈原，何时何地也? 而概责之以从容尔雅，可谓全无心肝矣。”(《杂记一》)如屈原，遭遇君主的昏庸，小人的误国，导致国破家亡，哀怨愤激正是真感情的流露，如何要求他们作“从容尔雅”之言、不哀不怨呢?傅山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亲身经历了明季政纲不振，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南明灭亡，与屈原均有相同之处 。置身可怨可怒之时，诗人是很难“从容尔雅”的。他在《自顾》诗中写遭:“自颈亦何隘，乾坤难我庐。星河照双泪，骚楚异三 闻。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 壶觞愁不解，悔读古今书。”(《霜红龛集》卷八)置身异族统治下，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处，屈原尚可作《离骚》以抒愤，而自已却有怨怒而难以直言，心中的忧愤更为深广的。后人评傅山诗日:“诗文外若真率，实则劲气内敛、蕴蓄无穷，世人莫能测之。至于心伤故国，虽开怀笑语，而沉痛即隐 寓其中，读之令人凄怆。”(邓之诚《清诗纪初编》卷二)傅山主张抒写怨愤之情，是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亲身感受紧密联系的。傅山强调至性真情的 自然流露，他对执著深挚的爱情深表理解并予以歌颂。他有反映爱情的乐府歌辞《方心》，长序与诗配合，讲述了一 个缠绵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霜红龛集》卷十三)有《梅房》《小沟怨》《亭亭怨》等，都写得十分深情。有人曾这样评 他:“《霜红龛集》气如霜，绕指先为百炼钢。忽作曼声儿女态，小沟艳曲按梅房。”(沈寿榕《检诸家诗集信笔各题短句》其一，见《万首论诗绝句》第1218页)傅山的“气如霜”与诗中所写的爱情内容是并不矛盾的，这是诗人强调真情自然流露的诗歌思想在创作上的体现 。
傅山在诗中写道:“由来高格调，发自好心肝”(《霜红龛集》卷九《李天生作十首》其六) 诗歌的品格来自诗人的品格。摒弃了奴性，保持高尚的人格，自能表达出真性情。诗人的品格高，有至性真情，发为诗歌，也就有了形成高格调的基础。
三、反奴性的文学实质
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和民生疾苦，是自《诗经》以来中 国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傅山谙熟历史上人民所承受 的深重苦难，又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亲身经历了天崩地裂的社会大动荡，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尤为重视，他在诗中说:“世 界疮痍久，呻吟感兴偏。”(《霜红龛集》卷九《儿辈卖药城市俳谐杜工部诗五字起得十有三章》)又在诗中写道:“荡荡乾坤病，戋戋肺腑收。”(《霜红龛集》卷七《病发示眉仁》) 世界疮痍与乾坤病，同指明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民不 聊生。“呻吟感兴偏”，“戋戋肺腑收”，均指诗的感兴由社会动乱和百姓疾苦而生。傅山又说:“不喜为诗人，呻吟实由瘼”，“作者今人尔，不管人生瘼。”(《霜红龛集》卷四《览息眉诗有作》) 他认为他作诗是由“民瘼”引起的 。反之，如果作者不反映“人生瘼”，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傅 山忧愤无端，壮志难酬，所以进一步痛快说:“肝膈亦何说，乾坤迳付诗”(《霜红龛集》卷九《酬上郡李然周寄韵》)了。傅山精于医理，所以往往以治病比作诗。他在《览息眉诗 有作》中写遭:“自知愁是竖，自知诗是鹊。救急策非长,排遣度今作。亦不博名高，闹书邃岩粤。”“愁”就是给人带来痛苦的病魔“二竖”，而诗歌则是治病疗疾的扁鹊。愁园国事民瘼而起，但无法实际“救急”以消除病根，所以只能靠诗歌来排遣自己内心的忧愁。他在诗中丐道:“知属人人不 自由，病躯岂敢少淹留。民今病虐深红日，私念衰翁已白头。”（《霜红龛集》卷十《与某令君》)他是念念不忘民瘼的。
傅山主张用诗来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但他认为诗与史还是有区别的。他在《杂记五》中说:“‘史’之一字，掩却杜先生(甫)。遂用记事之法读其诗。老夫不知史，仍以诗读其诗。世出世间，无所不有。(《霜红龛集》卷四十)杜甫的诗被人们誉为“诗史”，傅山对杜甫十分崇敬，称“杜甫不可测之才人，振古一老(《霜红龛集》卷二十五《诗训》)创作上也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如何去认识杜诗的特点和价值。如果用记事之法 去读杜诗，只看到诗中所记之事，而不从诗本身的特点去体会，必然难以全面认识杜诗的价值。傅山所说的“以诗读其诗”，实际上说的就是要抓住诗歌的抒情本质和形象思维 的特点去认识杜诗的价值。傅山诗中也有反映当时社会重大 事件的作品，如《风闻叶润苍先生举义》:“铁脊铜肝杖不靡，山东留得好男儿。橐装倡散天祯俸，鼓角高鸣日月悲。咳唾千夫来虎豹，风云万里泣熊罴。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霜红龛集》卷十)叶润苍为前明官员。清兵入关，起兵反抗。后参加山东揄园军(李自成起义队伍一部)的抗清斗争。(见张相文编《白耷山人年谱)《阎古古全集》附。)傅山在诗中突出的是对抗清义士壮举的敬仰，有叙事而情在其中。
四、反奴性的文学思想
反奴性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反对雕琢似 、批评固守成法。傅山在《失题》中写道:“一代逊一代，文章日不真”，“壮夫耻雕龙，文士学刺绣”(《霜红龛集》卷四)对一 味追求形式，雕琢失真的诗风予严厉批评。他说:“造语却非一意雕琢，在理明义惬，天机适来，不刻自工。”(《诗训》)雕琢字句，模拟古人 ，是不可能超过古人的，“若立意学彼，字拟句议，则瞳乎后。”(《杂记二》)所傅山指出:“譬如以杜为迦文佛，人想要做杜，断无抄袭 杜字句而能为杜者。即如僧，学得经文中偈言，即可为佛耶? 凡所内之领会、外之见闻，机缘之触磕，莫非佛、莫非杜，莫非可作佛作杜者。靠学问不得，无学问不得。无知见不得，靠知见不得。如《楞严》之狂魔，由于凌率超越。而此中之狂魔，垒非超越，与不劣易知足魔同耳。法本法无法，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非法非非法。如此知，如此见，如此信，解不生法相。一切诗文之妙，与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霜红龛集)卷三十《杜遇余论》)所谓“与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是说学诗不能牯滞于外在的形相，而应体悟到诗心，得其真谛，天机自得。他在《枯木堂读杜诗》中也说:“好手拟中的，活语被参死。庄严非庄严，不似乃真似。可怜无寸心，得失傍故纸。非非法非法，一灯室则迩。”(《霜红龛集》卷五)这里说的“寸心”，就是诗人对为诗之遭的彻悟。若无此“寸心”，而只凭“傍故纸”，是不可能达到“作佛”的境界的。
傅山反复论述过关于“法”的问题。他借用佛经对“法 ”的解释来说明为诗之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他说:“曾有人谓我，君诗不合古法。我日:我亦不曾作诗，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呜呼!古是个甚。若 如此言，杜老是头一个不知法《三百篇》底。”(《杜遇余论》) 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对“法”的态度。诗歌的生命 就在创新，杜甫正因为不拘于《三百篇》的成法，广采博收而自成一家，方才成其为杜甫。傅山的诗歌率真挥酒，自成 一格，也正得力于这种创新独诣的精神。他说:“法本法无法，吾家文所来。法家谓之野，不野胡为哉!(《霜红龛集》卷十四《哭子诗)其九)他所说的“法家”，就是死守成法之家。
傅山反对死法，并不是主张完全放弃向古人学习，而是强调学而能化。他在《家训》中教导其孙常读陶渊明诗，说“其诗不使才，而旬句皆高才;不见学，而无篇非学。学极博大。此等诗真足千古，须熟读之。”(《霜红龛集》卷二十五)才高而不逞才、学博而不见学，这才是诗歌创作中的高境界，所谓自然平淡，大巧若拙。傅山认为达此境界是需 要有一番刻苦锻炼的功 的。他说:“《释老志》之言日: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形澡炼神明，乃证无生而得佛道。吾不此言说法，而以此言论诗。苟能至此，性不必藏，诗可 以见。见无所见，藏无所见，虚静通明，大巧若拙。拙岂易言哉。”(《霜红龛集》卷二十《论藏拙》)只有真正掌握了 法，化有为无，陶冶粗鄙，得其神明，诗歌创作才能“大巧若拙”。
五、反奴性的文学精神
奴性的特征之一就是缺乏骨气，表现在诗歌风格上，就是柔靡委顿。傅山特别提倡刚健有力诗风。他说:“文章诗赋，最厌底是个啴字啴，缓也。俗语谓行事说 话松沓不警曰啴。本滩音，因《礼记》‘啴以缓之’句借用之耳。……齿牙口舌手笔，丁当振动，自然无 此病。若兴会高简之音，不在此倒。若一篇之中，得两三句警策，则精神满纸矣。”(《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家训》)傅山厌弃啴缓松沓的诗风而提倡豪放刚健的风格。他的《口号十一首》其一、九曰:“江南江北乱诗人，六朝花柳不精神。盘龙父子无月露，萦搅万众亦风云。六朝人物景宗豪，竞病诗惊沈瘦腰。口角若无曹植气，笔端争似吕虔刀。”(《霜红龛集》卷十三)这是对六朝诗歌中刚健诗风的彰扬。“盘龙父子”指南齐同盘龙及其子同奉叔，二人皆胆力绝人，曾奋击陷阵，“父子两骑萦揽数万人，大败魏军”(《南史》卷四十六)他们虽无吟咏月露的诗句，但那种萦揽万众的气概，才是诗歌中真正的“风云。曹景宗为南朝梁将领。景宗率众大破魏军，凯旋归来，梁武帝为之庆功。武帝让沈约分韵命群臣赋诗而景宗不得。景宗索韵，得“竞、病”二字。操笔立成。诗 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阃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沈约及朝贤惊嗟竞日。(《南史》>卷五十五)傅山称赞曹景宗诗的豪放刚健，说口中的待如无曹植的气骨，就侍不了诗的衣钵。粱陈时代，占据诗坛主流的是吟风弄月、柔弱不振的宫体诗风，正所谓“六 朝花柳不精神”。傅山特别拈出并不以诗名家的曹景宗加以彰扬，亦可见出其用心所在。
谢朓的诗以清丽圆美著称，而傅山则特别举其雄警的一面:“颇怪元晖子，夹兀警莽苍‘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十字径欲霸，词人谁敢当?(《霜红龛集》卷四《读虚舟先生诗》)他欣赏儿子傅眉的诗，谓“朔气健游子，新诗动乃翁。悲歌犹 赵燕，闻见不雕虫”。(《霜红龛集》卷七 《眉儿观风 塞上来有诗》)提倡的也是刚健有力的诗风傅山诗中曰:“北曲谩峥嵊，我好弹哀筝。直上青空裂，宛转岭嶙登。倾得丈夫耳，喜无迂腐声”。(《霜红龛集》卷三《丁酉二月十五日》)他还以西北之文与东南之文相对比，肯定“不肤臆利口”的文风(《序西北之文》《霜红龛集》卷十六 )他论写字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霜红龛集)卷二《作字示儿孙》)这些主张与提倡刚健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对待前代的传统和各种流派之间的纷争方面，傅山也表现出不同流俗的精神。明末清初的文坛上，对竞陵派的抨击十分激烈，尤其是钱谦益，指斥竟陵不遗余力。傅山于明代诗歌，肯定竟陵为多。他说:“近来觉得，毕竟是刘须溪、杨用修，钟伯敬们好些。他原慧，他原慧。”(《杜遇余论》)他肯定钟惺的，便是其“慧”。在《偶借法字翻杜句答补岩》中，他便说:“沧溟发病语，慧业生《诗归》。提得竟陵诀，弄渠如小儿。”(《霜红龛集》卷三)所谓“慧”，也就是聪明，讲性灵。傅山赞同竟睦的主张，是因为竞陵关于真诗的认识合乎他的思想。谭元春《诗归序》中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傅山曾将《诗归》重 钞，并加以论注。他在与戴廷拭讨论此事时谈到了批评的态度，所言颇为警策。他说:“《诗归》再钞，便非于唐诗起见，似于选《诗归》者起见矣。不必谀，不必梗，商量发挥 出手眼上之手眼，乃不罔此一番心力。若尔公之辨 ，单是寻著与人作驳耳若不自己从他论注上开生面，又何必钞 ? 但此书行之既久，海内耳食众矣。妄有讥评，为钟谭不得，为不钟谭不得，慎之哉! 真正个中人，慧眼平心，可与何、李、王、李、钟、谭共坐一堂之上，公公，做一树义调御师。令各家伎俩一齐放下，乃得。不然，任他辩才。总是偏见。作者有心，看者有心：作者有时，看者有时，变何易尽，论何胜腾!”(《霜红龛集》卷二十四《与戴枫仲》)傅山认为，批评者应该有“慧眼平心”，能够摒除门户之见，从更高的 “手眼”之上来看待各家纷争，方可“公公当当”，得出合 乎诗歌本身创作规律的结论。特别是他分析了作者和读者 因主观条件和客观因素的不同和变化所带来的认识差异，其见解是十分深刻的。采用这样的批评态度来对待各流派的高下得失，是有助于推进诗歌创作摆脱门户之争的泥淖，而向着自抒性情，发挥个性的道路前进的。这在清初诗歌思想的发展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
太原这座城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