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汪育红和孩子们聊天互动。 本报记者戴威摄
“在大多数人的认识里，留守儿童都是苦兮兮的，需要被人同情。可是，凭什么他们就低人一等？为什么他们不能享受最好的条件？我就是要改变这种观念”
“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孩子，他们不需要同情，他们需要的是关爱!”在她的臂弯里，孩子们长大了
晚上10点，山城歙县，即将入眠。
汪育红打亮手电，伴着摇晃的光柱，铺开一条通往宿舍的光路。宿舍那头，几个调皮鬼还在打闹，汪育红半哄半唬，让他们安静下来。
给孩子们掖好被子，巡查完二十几间宿舍，汪育红才卸下一天的疲惫，回到自己的宿舍休息。
当了15年校长，这条光路，她也走了15年。
“我们来错了地方？”
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记者一度以为来错了地方。
这真的是一所留守儿童学校吗？想象中低矮的房屋、破旧的桌椅去哪了？多功能活动中心、模拟法庭、千人大礼堂……这些在城市学校都不一定能见到的设施在这里配备齐全。
心中升起无数个疑问。我们把疑问统统抛给了这所学校的创立者汪育红。
或许是太多次回答这样的问题，她不假思索道，“在大多数人的认识里，留守儿童都是苦兮兮的，需要被人同情。可是，凭什么他们就低人一等？为什么他们不能享受最好的条件？我就是要改变这种观念。”
一座人口不足50万的小城，拥有这样一所略显“豪华”的留守儿童学校，有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背后，是另一个“奇迹”。
2009年，汪育红的身后是364名留守儿童。
那时的留守儿童学校还是课外托管的模式，规模不足现在的五分之一。每天放学之后，孩子们从县城的各个方向陆续聚拢到汪育红的屋檐下。
每天，看着孩子们读书写作业，为他们做几道拿手菜，听听“小大人”们的成长烦恼……
简单的幸福，周而复始。
直到一次，在辅导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写作业时，她终于意识到，这样的陪伴对孩子来说远远不够。
“他写作文，迟迟不落笔，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题目是《快乐的课外生活》，他不知道怎么写。每天一放学就要应付写不完的作业，哪有什么快乐的课外生活呀？”这个问题，她一时无法回答。
为了让他们拥有“快乐的课外生活”，也为了让更多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汪育红“疯”了一回。
她要建一所规模更大的全日制寄宿学校。
“之前我想弥补孩子们家庭的缺失，给他们更多关爱，后来我想做得更多，我要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汪育红说。
建新学校，办学资质、用地资格、资金压力……有多大的雄心壮志，就有多少阻力难题。“很多人劝我放弃，投入这么高，风险太大，失败了怎么办？最难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但我不能把孩子们丢了呀，孩子们喜欢我，家长们也信任我，这时候只能往前，我已经没有退路。”没了退路的汪育红，突然很勇敢。
一个人在县城里奔走许久，失败了无数次后，她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位工厂主听说了她的故事，主动为她贷款担保；教育局通过了她的办学申请；几经波折，15亩教学用地终于拿下……好消息接踵而至。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每每想起那时，她都会念上这么一句。
2013年，在众人的托举下，一座崭新的学校在歙县古城不远处拔地而起。剪彩那天，汪育红甚至有些恍惚，不太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如果我有十块钱，我愿意拿出九块用在孩子们身上。”谈起自己的学校，汪育红一脸自豪。
她没有说谎。
教学楼里，孩子们可以跟非遗传承人学习竹编，或者在美术室里画一张家乡的风景画，或者在排练厅里拉上小伙伴跳一支舞。
操场上，少年们跑得飞快，脚下生风，眼里有光。
“你的梦想是什么？”
许多年前，在安徽歙县溪头镇的一个山村学校，有位老师课后留下了一道思考题——
“你的梦想是什么？”
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儿挠了挠脑袋，想了好久，才在练习册上一笔一画地写上，“当一名老师”。
18岁时，汪育红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1999年，从师专毕业的她，进入了歙县黄村乡石门小学任教。
短发、穿碎花连衣裙，瘦削的她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不像老师，更像姐姐。条件艰苦的山村学校里，这位姐姐总是拉起弟弟妹妹们的手，带着他们咿咿呀呀地朗读课文。下课之后，她又和孩子们一起，幻化成山间田野里的一股风，和笑声一起吹进村子里的每个角落。
那时候，快乐总是很简单，感动亦是。
汪育红回忆道，当时有个孩子，每天早上上学时，都会带上一枚家里煮的白水蛋，把它捂在胸前的口袋里，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飞奔，到学校又赶忙把鸡蛋塞到她手里。鸡蛋握在手里，还是温热的。直到现在，回忆起那一枚带着温度的煮鸡蛋，她还是有些动容。
汪育红说，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她和孩子们一起长大。
四年后，禁不住家人的苦苦相劝，汪育红考入了县城的一家银行，捧起了“金饭碗”。“银行工作轻松、待遇很好，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汪育红说。
生活波澜不惊，她也嫁给爱情，开始关心起柴米油盐。一切归于平静。未来，仿佛已经全部装进眼底。直到一天，她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新闻，一个留守儿童因管护不周，严重烧伤。
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那些学生，她再也不敢往下想。
汪育红动了辞职的念头。她想办一所托管学校，给留守儿童们一个“家”。“我向银行递了三次辞职申请，一开始他们不愿意放我走，后来实在拗不过我，才勉强同意。”辞职后的一个多星期，汪育红每天瞒着父母，上午假装去上班，实际是在外寻找办学场地，下午再“按点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早上买完菜去银行找她，才得知女儿已经离职。
“那天，我照常回家，父母就坐在沙发上等着我，逼我去跟行长道歉。我就是不答应。”汪育红说。
顾不上和家人解释，2005年8月，她带上自己的一点积蓄，孤注一掷，开始创业。
“说实话，一开始我们都不看好这个事。也心疼她，一个人这么拼，太辛苦了。”汪育红的爱人江跃忠说，那时家里人甚至希望她能“知难而退”，最好还是回银行上班，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
汪育红说，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教室是租的，桌椅是赊的，教课是我，烧饭是我，洗衣服还是我。”学校初创期，没有帮手，又囊中羞涩，瘦小的汪育红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承担所有。
半年后，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在租赁来的旧旅社里，20多名留守儿童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那所山村小学。披肩发、穿职业装，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像老师，也像妈妈。
“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陪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汪育红说。
“他们不需要同情，他们需要的是关爱!”
“留守儿童”，汪育红不太喜欢这个词。
她说，当我们给孩子贴上“留守儿童”的标签，很难不借助“自卑”“脆弱”“叛逆”这些词语去描述他们，这其实是一种歧视。
“爱的关键是平等，你把孩子们当成这样的群体，用一种俯视的姿态去关心施舍他们，我觉得不合适。”谈及这个话题，总是嘴角向上的她收起了笑容。
“我们对留守儿童常常存在刻板印象，觉得这些孩子成长的环境不好，学习也肯定会受影响，心理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但接触他们以后发现，他们往往更珍惜亲情，也更懂得感恩。”汪育红说。
在汪育红眼里，自己的孩子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群人，和其他同龄人没什么不同。“他们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叫，即使是最叛逆的孩子，心思也很简单。”他们会在教师节给汪育红送上自制的礼物，会用带着露水的春笋、山间的野花堆满她的宿舍。
“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孩子，他们不需要同情，他们需要的是关爱!”在她的臂弯里，孩子们长大了。
十五年，她目送着一批批学生带着希望和从容离开。经年累月，许多孩子的名字和模样都已模糊，但是，一个女孩儿却是汪育红永远的心结。
那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家境贫寒，父母都在外务工，她多少有些内向。不少好心人伸出援手，资助她读书。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些善举并没有改变她的人生。她渐渐习惯被人同情，习惯了索取，甚至觉得身边人都亏欠她。“她走了些弯路。”汪育红喟叹道。
这件事对汪育红的冲击很大。也正是因为这个女孩儿，她开始意识到，对于孩子们来说，物质上的给予并不是全部，心理上的疏导，同样重要。
为此，她甚至自学了心理学。
心理学课程内容多且专业性强，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总在为学校事务忙碌奔波的她哪有时间呢？
拼!
“我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晚上十二点半睡觉，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学习，吃饭的时候学习，上厕所的时候也学……”
凭着一股“狠劲”，她终于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她给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了“育红心理咨询工作室”的牌子。这里，成了孩子们的安“心”之处。
从此，总会有些哭着鼻子的孩子冲进她的办公室。委屈地躲进她的怀抱，听着她的轻言细语，孩子们破涕为笑，再蹦跳着出来。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
几年下来，跟踪记录的学生心理日志已经堆满了几个大纸箱。“虽然很忙很累，但是，他们快乐了，我也就快乐了。”汪育红说。
在这里，每一个梦想都被呵护，每一种选择都被尊重。
“我们开设了30多个特色兴趣班，还申办了全国艺术考级点。我要求他们球类、棋类、乐器至少要会一项。”汪育红说，她希望孩子们自己选择的兴趣爱好可以帮他们看到更宽广的世界，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可能。
“我们的孩子也许不能人人都考上好的大学，但是我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各行各业有用的人，都能热爱生活、懂得感恩。”汪育红说。
晚上11点，山城歙县，教育家陶行知的故乡。月亮从云里探出身来。
这一轮月亮，照见过陶行知的学堂，如今又照进了1500名留守儿童的“家”……(本报记者戴威、胡锐、林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