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是中国最闪亮的一张名片，身为十三朝古都，它引人入胜的悠久历史，灿若繁星的古代遗址，和深沉浓厚的文化积淀，无不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万千游客心向往之。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朝的都城长安，自然也是长安作为都城的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据史料记载在唐朝开元盛世，长安城的人口规模已过百万，商贾云集，经济繁荣，单是在此定居的外国人，就达十余万之多。
因此当你走在唐朝长安城的街道上，见到满街都是不同肤色，身穿各式衣着，高鼻深目的人，千万不必为此感到惊讶，因为此时的长安早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
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自从唐朝衰亡以后，似乎后来的历代帝王君主都对建都长安失去了兴趣，此后长安再也没有做过国都，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长安是凭借着什么成为十三朝古都的。长安的地理位置，天生具备很多独一无二的优势，十分适宜作为中原王朝的都城，因此那些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和统治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它。1、天府之国
中国自古是农业文明社会，发展农业始终是国之大计和立国之本，而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适宜的气候，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保证，是王朝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自古受到黄河及渭河等支流的滋养浇灌，冬暖夏凉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农业发达，最先获得司马迁笔下"天府之国"的美誉，定都长安首先可以解决国家的粮食问题。
2、四塞之地
长安周围险阻众多，易于防守。长安东面是华山和黄河天险，矗立着威名远扬的函谷关，南边有秦岭隔绝道路，西部是高山和一系列重要关隘，北边有黄土高原山脉绵延，因此处于中部平原的关中，很早就有"四塞之地"的称号。
在长安建都的君王，只需派遣兵将扼守险要，便可使敌军虽有虎狼之师也难以攻入。3、攻守兼备
与地处偏远的四川不同，长安不仅易于防守，也同样利于进攻。四川虽有蜀道天险，但是人口数量相对有限，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定都于此，偏安自保绰绰有余，但无法支持政权向外扩张的需求。
相比之下，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不仅拥有沃野千里的良田，人口密集，而且耕作技术和农业设施更加成熟，农业生产力更高。
更为重要的是，长安居于东西方交通要冲，道路四通八达，无论是与外部进行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还是开展贸易获取资源，都占尽地理优势，因此在长安定都，进可攻退可守，真可谓物华天宝，龙骧虎踞之地。
长安之名，始于汉高祖刘邦。当年秦朝施行暴政，天下人民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而起，在弥漫无际的战火硝烟中，以前巍峨的咸阳帝都，也与秦王朝一同灰飞烟灭。
面对着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刘邦并没有选择在洛阳享受安逸，而是踏上了返回关中的漫漫征途，几年之后，一座崭新的汉朝都城矗立在关中大地上，刘邦将其取名"长安"，寄托了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
纵观整个汉朝历史，边境一直很不平静，尤其是北方的匈奴，隔三差五南下侵扰，战火蔓延至距长安仅数百里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了保卫都城长安，汉朝全国军民上下同心，与匈奴铁蹄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经过数代帝王的不懈努力，到汉武帝时期，匈奴已经被主动出击的汉军打得闻风丧胆，远远退入大漠深处。
在这场汉朝与匈奴的对抗中，定都长安，一方面帮助汉朝将战略重心集中在北方交战前线，另一方面长安本身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也让汉朝在危机时刻来临时能够从容应对，最终创造了以农业文明战胜游牧文明的辉煌成绩，可以说，没有刘邦定都长安的远见，就没有汉王朝的威武强大。
汉朝以后，又有许多个王朝和政权在长安建都，长安的城市规模也在不断发展扩大，到唐朝鼎盛时期，长安居民已过百万，供应这么多人日常吃饭所需的粮食，早已超出关中的全部粮食产量。即使是现代社会，供给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并非易事，何况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运输条件之下。
中国有句古话:百里不运粮，说明对于重量重、不耐储存又廉价的粮食来说，没有人愿意做长途运粮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亏本买卖，因此保证长安城不缺粮食的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解决。
古代粮食最快捷划算的运输方式是漕运，唐朝政府每年都会组织大量民夫，将从山东和南方等主产区收集来的粮食装上船，通过人力拉纤沿黄河逆流而上，再走渭河水路运抵长安。
漕运虽然勉强解决了长安的粮食难题，但其中的存在的诸多弊端也逐渐显露无疑。
首先每年组织纤夫需要消耗大量人力财力，成为唐朝政府的巨额财政负担，只能通过提高农民税收补足。
其次黄河航道险恶，漕运本身极具风险，尤其是途径三门峡的一段航路水势湍急，礁石密布，更有"中流砥柱"将河道拦腰截断，在此倾覆的船只不可胜计，造成的大量粮食损失令当时的人既心痛又无奈。
本来古代农民就是靠天吃饭，粮食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再加上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虽然政府百般努力，但长安缺粮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
史书中隋唐两代出现过多次"天子就食"的记载，就是皇帝率领文武百官来到洛阳居住，以缓解长安的粮食压力，可见当时都城缺粮问题之严重。
除了长安人口过多带来的粮食压力，巨大的燃料需求也给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由于煤炭应用尚未普及，作为燃料的木材一直是唐朝人的生活必需品，加上建筑房屋也要消耗木材，当时的关中已经几乎找不到可堪栋梁之才的高大乔木，长安附近清一色是光秃秃的荒山野岭。
自然环境的破坏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地下水污染等问题，导致长安周边的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陷入无法控制的恶性循环，至此虽然长安还有"帝乡"的美誉，让一代代皇帝恋恋不舍，可是现实却清晰地告诉他们，是时候该另寻他处了。
在唐朝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因为这里不仅是主要的粮食产区，农业生产技术成熟，而且工商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积淀深厚，而南方除了长江两岸的狭窄地带较为富庶以外，基本上都还属于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
可是唐朝时这一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世家大族和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北魏开创的"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走向瓦解，许多农民所拥有的田地狭小贫瘠，甚至无田可种，却依然要缴纳沉重的赋税，于是不堪重负的农民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南方以求生存。虽然唐朝政府农民南下逃避税负的行为深恶痛绝，但正是因为这种现象，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南方的发展。
北方农民逃往南方，不仅给南方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农耕和生产技术。他们开荒拓土，用辛勤的汗水将野地变为良田，提升了南方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同时在与本地居民的相互交流中，也促进了南方的文化发展。到了唐朝中期，南方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北方，成为唐朝的"国命"之所在。
导致北方经济总量逐渐落后于南方的，还有安史之乱这一关键原因，历经八年的战火硝烟，北方各地已经变得残破不堪，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未被战乱波及的南方则后来居上，其粮食产量和税收成为唐朝赖以延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根据历史学规律，经济中心的移动必然造成政治中心的转移，因此长安丢失它的都城地位将只是个时间问题。
终于在唐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彻底动摇了大唐的根基，唐昭帝挥手告别先人陵墓所在的长安，被后梁建立者朱温胁迫着战战兢兢地赶往洛阳。临走时在朱温的安排下，长安的房屋宫殿被尽数拆毁，拆下的木料建材投入渭河，顺着水流向东而去，之后在洛阳附近被打捞上岸，用来修建洛阳的崭新宫殿。为了巩固自己在新都的统治，朱温又下令破坏了长安的城墙，并把长安居民全部迁往洛阳。
至此政治中心东移至河南地区，十三朝古都长安彻底失去了都城的地位。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朱温不近人情的做法看似只是偶然事件，而长安被彻底抛弃的背后，却是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