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次重大的社会变法，即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既然是变法，总是要动一些人地奶酪，引起一些争论那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三次变法中以亡安石变法最受争议，不但官方《宋史》将王安石描述成了“奸邪”，同朝大儒鸿士也常以“奸人”、“小人”之类的词语来形容王安石。
不过，我们还是说：王安石是一位孤独的改革家，一位饱受非议的历史人物。
戊戌变法中，效法王安石变法的梁启超认为，元人编著的《宋史》诋毁了王安石，同时代的人也尽是诬蔑王安石。对于王安石，政敌司马光有这样一句评价：“人言安石奸邪，其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这话算是用心。
当然，作为王安石曾经政见不合的新法对手，司马光的评价不失中肯。王安石变法已经过去900多年了，我们可以查找北宋时的可靠史料，去追寻时人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真正态度。
王安石(1021-1086年)
我们来读一下邵雍的诗词《无酒吟》，感受一下王安石变法初期，邵雍对新法的态度。很大程度上，邵雍的态度也就是王安石的态度。
邵雍诗词
无酒吟
邵雍（北宋）
自从新法行，尝苦樽无酒。
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
必欲善于人，交亲自无有。
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
邵雍这首《无酒吟》收录于《击壤集》卷七，参考同卷中诗词《风吹木叶吟》的小注时间“熙宁三年（1070年）”，《无酒吟》的写作时间大约就是王安石变法（1069－1085年）实施不久，这时邵雍60岁左右。诗词大意
自从王安石新法实施以来，我尝到了杯中无酒的滋味。每当有宾朋来到家里，只能整日枯坐闲聊了。老是麻烦他人，朋友的交情也就没有了。用衣服去典当来换酒喝，也不是一件长久的事情。
诗中的“必欲、交亲、典衣”有一些典故含义，涉及到法家和儒家的典籍。《管子.法法》中说：“(君有三欲于民)求必须得，禁必须止，令必须行。（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这里讲的是法家的施令应当不扰民。
《荀子.不苟》中说：“（君子）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交亲不比就是俩人友好但不结党营私的意思。这里讲的是君子行为不循私的意思。
杜甫《曲江二首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典衣沽酒就是把衣服送到当铺去质押换钱买酒喝。这里讲的是日子不好过了。
邵雍这首《无酒吟》中前两句很直白，后两句则有点古涩和隐晦。以邵雍先生的作诗习惯，这首诗词当然不是吟咏风月，所谈之事都与王安石新法实施有关。诗中讲到新法以来，喝到一壶酒都相当困难了，言外之意还是批评王安石新法的不妥当。邵雍《商君吟》也这样说到：“商鞅得君执法处，赵良终日正言时。当其命令炎如火，车裂如何都不知。”这里以车裂的商鞅来比喻王安石，意思就很明显了。
邵雍(1011-1077年)
泊原读到这首诗时，很是感慨，九百多年的古人到底怎么看待王安石变法一事？
邵雍是一位道士，是王安石变法中的局外之人，已近年迈赋闲在家，意绝于世尘。王安石变法涉及到的荣辱升迁跟邵雍没有直接关系。邵雍先生本性清奇，乐道人善，王安石变法中邵雍表达的想法比较中肯，他的诗歌内容也就是邵雍的一种态度。为什么没酒喝
诗中邵雍所说酒杯都空了一事，可能跟王安石变法的均输法税制改革相关。
均输法是王安石变法开始执行的第一个条令。当时的茶、酒、盐、矾等都是国家专控商品，授权经营，赋税也高一些。由于行业利润丰厚，酒盐业也是官商勾结和操纵的重灾区，地方和季节性的价差是不少人的灰色收入来源。
以前，地方的纳赋主要通过实物定额上缴，丰年时多了会腐烂，歉岁时地方又征不上来。不少地方官员和大商人就利用了这种制度的漏洞，通过囤积、转运等方式，人为操控了粮食供求市场，从中渔利。歉岁时则高价卖货给农民，丰年时则放出库存，压低物价，回收农户余粮，下层的农人则苦不堪言。
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疏通市场，均输法设立了发运司来负责采买朝廷物资，以调剂京城与地方的物资供求，并配有专项调度资金，这样农民可以交粮也可以交钱。农民感觉粮食太便宜了，就交钱，贵的话就交粮食。类似现在的粮油国家安全储存，粮丰收物贱了，政府就去回收备用。
事实上，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里就说到了这种谷贱伤农现象。农民获得丰收入后，因为粮食价格被官员和商家人为操作，价格变得更低，农人收入反而更少了。均输法就是打击这种地方官员和大商家合手垄断和操弄物价的一种措施。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王安石这种均输政策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反而成了了地方人员的渔利工具。地方发运司直接面对征粮，可以与大商家合作进行囤货，设置小仓库。粮贵则收钱，钱贱则收粮，然后通过地方粮仓向发运司配送运粮。
邵雍《无酒吟》一诗中就写到了京师一带，均输法执行后货物调配不济的现象。当时不少农民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了，又哪来的余粮上缴。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我们现在看王安石变法，通常会给以非常正向的评价，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改良，王安石也象他的《梅花》诗所讲：“凌寒独自开”。
对于王安石变法，邵雍的态度应该是坚决反对。邵雍诗中常以商鞅车裂一样来比喻王安石变法的不恰当。邵雍先生崇尚古法，尊孔孟治国之道。邵雍常以秦孝公时，甘龙阻止商鞅变法来作比喻：“甘龙之说，亦或可循。商鞅之说，异乎所云。”
商鞅变法时，甘龙是坚决反对派。历史上关于甘龙的政治见解记载较少。《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有商鞅和甘龙的一次对话，或许可以窥见甘龙的一些治国见解。
商鞅开始变法时，也担心天下人非议。商鞅说：既然要变法，这是一种至德，不应该泥俗于世俗偏见和大众私心。圣人要富国强民，可以不拘泥于古法古礼。甘龙则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圣人可以不改民俗而教诲天下，智者可以不改变古法而治理国家。商鞅则反驳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礼法，所以商汤和周武王不遵循古法而王天下，殷商不懂得变易礼法而亡国。
可见，甘龙对于商鞅，就像司马光对于王安石一样。
司马光(1019-1086年）
邵雍是司马光的密友，俩人经常一起交流历史兴废治乱的看法。事实上，邵雍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司马光对于新法的立场。这种观点甚至超越了私人成见及权力争斗，成为一种国家治理方略的不同看法。
我们知道，邵雍是北宋理学家，遵循孔孟思想是北宋五子新儒学的一个基础。邵雍的政治见解也是建立在孔子治国安邦的思想基础上。孔子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仁义德政，崇尚德治、礼治和人治，反对礼乐崩坏的治国之道。王安石变法对官员选拔、教育、税赋、田亩、兵役、通商等政策作了大面积的改动，并且引起了上下民怨。在邵雍看来，这种变法乱象是“成一己之私，不怀天下心”的行为。
邵雍、司马光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可能跟各自持有的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有关。邵雍、司马光是儒家学说的尊崇和信奉者，继承的是儒家“仁政德治，不越规矩”的历史观点。。对于日益坚锐且不可收拾的社会矛盾，他们坚持天尊地卑，效往古法的秩序观点。对于王安石变法中过份强化低层农商的政策改革，邵雍、司马光持有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法今强枝弱干，违反祖制。所以，邵雍认为王安石新法施行有点太猛了，会带来社会失序而祸及天下。
王安石变法中，科举制度改革，太学整顿学及官员选拔制度是政治秩序上的巨大冲击；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是经济秩序的巨大冲击；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是军事秩序上的重大冲击。王安石这三大新法是对现有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巨大撬动。事实上，也代表了上层社会对秩序失衡的主动妥协和改良。王安石继承的是法家“时移而治，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点。
无法是独尊儒家，还是外儒内法，儒家和法家两种观点一直互相争执，就像我们争论性本善、性本恶一样。所以，邵雍、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到底还是不同学术和历史观点的冲突。
不过，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王安石变法的自我改革精神，无疑是一种最底层、最深刻的人文关怀，值得我们后人尊敬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