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销售额上看，“双11”早已取代起源于美国的“黑色星期五”，成为全球第一大购物促销日。这个转换耐人寻味，一方面在西方百货业日渐式微，同时消费日趋理性化，“黑色星期五”已经很难掀起波澜，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在中国，十多年前电商以行业“搅局者”的身份崛起，双11是他们撼动传统零售业的号角。而现在，“双11”已经成为中外品牌商、零售商及消费者的狂欢日，成为测量中国迈向消费型社会的一支温度计。
中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的双重迭代期，需要依靠这种仪式感烘托出的热烈情绪，来助推经济转型，尤其是在疫情对经济的严重影响之下，“双11”激发大量消费品生产者、销售商投入到一种积极的备战状态。这就像是经济肌体所分泌的多巴胺，有利于他们对于未来产生相对乐观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是可以通过就业和收入，传递到终端消费者那里的。
目前，中国正在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实际上是世界各大工业国，尤其是后发工业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就是以消费作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消费就是这一阶段经济的顶梁柱，消费稳，内循环自然也就稳了。
作为后发工业大国，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过两次明显高速增长的消费大潮期，分别是1920年至1929年，以及1940年至1970年期间，在两次消费大潮中，商业模式创新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第一次消费大潮期间，信用卡获得广泛普及，信贷消费出现并渐成主流，极大促进了耐用消费品的普及。19世纪20年代中后期，超过60%的汽车消费通过一般信用支付或分期付款完成，洗衣机、留声机、家具、珠宝、高档服装等耐用消费品，开始广泛提供信贷消费服务。
在第二次消费大潮中，超级市场、连锁便利店、连锁餐饮等零售和生活服务的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消费增长的助推器。这一期间主流消费人口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经历最后一次城市化浪潮，城市人口从60%左右过渡到80%以上，基本完成城市化。在美国，从麦当劳到肯德基、从沃尔玛到好市客、从GAP到NIKE，都是在这一发展阶段诞生的，这些品牌在美国一直属于不折不扣的大众日常消费品牌。
中国目前正处在类似于美国第二个消费高潮前的工业化阶段，而此时叠加的移动互联网普及所带来的消费信息化，成为商业模式创新最称手的工具，各行各业都在应用这一工具迭代自己和别人的商业模式，而“双11”就是工具使用的比武大赛。
据统计，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8.8%，远低于美国68%、德国52%以及韩国49%的消费率。高储蓄、低消费既被看作是一种传统美德，同时也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法宝之一，但这对以消费支撑的内循环来说无疑将产生负面影响。而要真正实现内循环，确实需要更大的消费购买力支撑。
在既往的“双11”促销日中，年轻人是购物的绝对主力，与美国“黑色星期五”曾经的全家出动盛况相比，“双11”更像是“青年购物节”，中老年人大多身处这场狂欢之外，对商家及对消费增长来说，这让“双11”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如何提高中老年人的消费欲望，把钱花在必要的地方而不是被非法金融或各种不正规销售套路，这是一个难题，也是商家和机构应该开动脑筋解决的问题。
目前急需提升的是中老年人群的消费意愿，造成中老年人群高储蓄、低消费的原因，一是传统文化观念，二是医疗健康方面的后顾之忧，三是住房贷款形成的支付压力。针对这些，政府在刺激消费方面可以有更多的针对性。文化观念方面不太好改变，但从国力上来看，医疗健康方面的公共支出，已经到了可以提高保障比例的时期，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在增加国民福祉的同时，也会刺激消费的增长；另外在消费券的使用和发放方面也可以更多向家居、装修、旅游、汽车等方面倾斜。
“双11”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其作为一个购物促销日的价值，既是一面舞动的旗帜，也成为某种社会的隐喻和暗号。这一被赋予了复杂印记，在原本平常的日子里被激发出的消费热情，或被有些道德家挂上“物欲横流”的标签，或被有些文化学者戴上“消费主义”的小帽，但从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角度看，这一被商家人造的“虚假”节日，依然值得社会乃至官方给予多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