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和同学们一起创作。北京电影学院提供
我18岁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专业，5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于导演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已经60年了。回顾这些年来不断发展着的新中国电影艺术教育，我尤其感到，艺术人才，尤其是电影导演人才，成才的关键在于“因材施教”的广泛实践。只有针对人才的不同特征，在实践中获得真知，才能很好地补足每一类人才的短板，使其成为一名全面而成熟的电影导演。
北京电影学院开展导演教育，最早是在1956年，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教育的特征是遵从“苏联模式”的分科教学和精英培养，所招收来的导演系的学生，大多经历过系统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在文化水平上可以说是当时中国顶尖的水平，但相对缺乏的是对社会的认知，因此对于这批学生的教育，主要以引导他们通过实践来认识社会、走向社会为主。当时在导演教学中，讲授与实习各占50%，让学生全面学习剧作、表演和导演技能；摄制实习使用黑白胶片拍摄纪录片、默片和毕业短片，并让他们在制片厂一线经历大量实际历练。按照苏联专家的话说：“国家在学校培养一个电影导演上花的钱，相当于培养一个飞行员。”由此培养出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国电影导演，如郑洞天、张暖昕、李前宽等，也在日后撑起了上世纪80到90年代初中国电影最蓬勃发展的时期，拍出了包括《城南旧事》《开国大典》《大决战》等一系列经典的电影作品。
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招收了10年停滞后的第一批新生。在28名的导演系新生中，除了两名应届高中生外，其他都来自农民、工人、警察、护士、教师、售货员等职业。因为时代的原因，这批学生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学历，基础教育和知识系统都不完备，但是却有着历届学生所没有的社会生活、劳动生产、家庭命运坎坷等丰富阅历。因此，在那一时期，北京电影学院对他们的教育方式是通过专业课程补齐知识的短板，同时通过大量观看电影作品(俗称“拉片”)的方式来提升他们对电影艺术的感觉。“78班”在学院的4年中，除每周两次在大食堂改装的放映厅看4部影片外，根据课程安排，还不时到电影资料馆、电影洗印厂看片；周末、课余更是有无数的“内部参考片”在电影家协会、各大学和单位观摩。学生们废寝忘食地痴迷于看片、议片、学片，常常带着一个馒头和咸菜，进入放映厅直至深夜；为了混进“内参片”的礼堂，美术系学生“画”的足以乱真的假票，还多次被发现。在这些学生中，中国电影“第五代”横空出世，在走出校门一两年内，就佳作频出，各地获奖，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世界电影节、知识界“中国电影热潮”的主力军。
1985—1997年期间，北京电影学院进一步改革、完善了导演教学的规范，这一时期的电影导演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大潮中，让导演学子们在刚出校门时，甚至在校期间能够参与到一线电影制作之中。执导短片到长片，是一个电影导演成才的关键阶段，过去学校教育不承担这一工作，学生需要自己到社会，到影视制作业中去“摸爬滚打”。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电影学院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办了“青年电影制片厂”学校，让在校师生们得到创作实践机会。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北京电影学院也在不断扩大着教学层次，探索着新时期电影艺术教育的方式。今天，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们大都经历了完整系统的基础教育，同时也通过艺考的训练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素养。但这样的学生由于大多是独生子女，在考学过程中的生活比较“三点一线”，因而相对于电影导演的成才标准而言，容易在人文素养上有所缺失，导致在创作时视野狭窄，缺乏对广阔世界和家国情怀的充分了解而陷入个人的小情调中。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对于电影导演的教育会更偏重于通过综合性的课程，进行影视制作的通识教育，甚至是人文素养方面的通识教育。同时通过实践来提升学生的形象感悟力、艺术构思力和创作执行力，创造学生丰富自我、开掘自我的环境，让学生在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中成才。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经历与经验，使我深感幸福与激动。我为能从事这一令人欣喜、愉快，极具创造性和乐趣的职业而高兴；为目睹、陪伴着一代代青年电影人起步、坎坷、辉煌而幸福；更为遇到了这个变化万千、充满机遇的新时代而振奋。
(作者：谢飞，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