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出台肄武绥藩国策，设立木兰围场，实施木兰秋狝，除了绥抚蒙古诸藩的统战需要之外，更主要地是来源于对当时八旗军旅状况的担忧，目的是扭转其战斗力下降的颓势。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强军措施。
康熙皇帝画像
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已继承僭号的吴三桂之孙吴世璠与其叔吴应麟率军自湖南节节败退至云、贵一线，历时八载的叛乱就要平息。清军虽已稳操胜券，但是年方二十七岁的康熙皇帝却从这次平叛战争中看到了八旗军队军力的新变化，并产生了隐忧。战争中，大清军队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即新一代的满洲贵族和八旗将士的战斗力已远远不及他们的父辈和祖辈。
三藩之乱头目
吴三桂公开打出反叛旗帜不到半年，滇、黔、川、桂、闽、湘六省俱失，江南除赣东北、浙西北、苏南、皖南之外，其它地方也基本“非复清有”。
清军平定三藩最后进军形势图
接着粤、陕叛变，所在八旗驻军纷纷溃逃，派去的讨叛大军在社稷生死攸关之际，不少将领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身为统帅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王勒尔锦违抗朝廷“取重庆”之诏，中途诈病退兵至武昌逗留不进；简亲王剌布镇守南京名曰策应，实则观望；代理安远靖寇将军贝勒察尼拒绝“率师下云南”之命，擅自带所部八旗官兵跑回北京；都统珠满接到驰援岳州的命令之后，装病拖延不进，六百里走了一个月，致使长沙、岳州相继失陷；另一都统巴布尔怯懦不战，坐失险要后又临阵脱逃，使大军陷于困境……普通八旗官兵中则有一人负伤数十人乘机“护送”，甚至自作伤痕等事，目的就是为了求得脱离战场的风险。整个八旗军队上至将领下至士兵相当一部分人畏缩惧战！虽然这些人在事后都受到了严厉惩处，但曾经号称铁骑的八旗劲旅竟出现这种状况，虽非普遍，却也绝不是个案，这足以让深谋远虑的康熙皇帝产生出政治上的焦虑。
吴三桂与陈圆圆历史演绎图片
这些人，将领有固定的俸禄，兵丁有常例饷银，入关以来不但本人享受种种特权，而且后代可以继承，生活优裕。尤其到第二代，自上而下贪图安逸，普遍沾染了奢侈腐化的习气。领兵的诸王、贝勒、贝子、公们贪图享乐，一大半沉湎于酒色，骑射荒废，更别说那些不经常带兵的王公亲贵们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在慨叹之余，不得不服膺古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警策。大清江山社稷要长治久安，就不能任这些与国同休戚的人一味安逸怠惰下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有高深汉文化修养的康熙皇帝，太熟悉历史上由文恬武嬉，君淫臣荒酿成的那一幕幕惨剧了！
虽然将近两个世纪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研究历史，得出了野蛮的征服者最终都要被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精辟结论，但十七世纪东方伟大君主凭着他睿智的大脑，就已觉察到了一种事实：汉人之所谓“夷狄”，一旦定鼎中原，君临九州，就要消蚀掉往日的雄风！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完颜氏无不如此。
夷狄政权上层浮华
游牧的少数民族凭借强大的武力把控制范围扩展到中原地区，开始的时候均力图保持本民族古朴、 剽悍的特性，但是伟大中华文明的亲和力和汉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影响力是无法抗拒的。虽然他们的民族上层内部一般都曾有过激烈争论，甚至发生过流血斗争，但精英骨干最终还是排除各种干扰，毫不犹疑地把统治中心迁入到中原地带。中原文明吸引了他们，又熔化他们的游牧气质，使他们放弃原有的落后习性，就像后来的都市文明改变农家娃子身上的土气一样。结束在茫茫草原上的牧牛放马生活，以征服者的优越身份置身于华夏文明和汉文化的氛围之中，必先从上层开始慢慢接受汉文化，着汉族服饰，习汉族礼节，最后遵从汉人习俗，进而舞文弄墨，吟诗作赋，打躬作揖，彬彬有礼……终于有一天，不但向往，而且要极力追求成为 “谦谦君子”，甚至刻意模仿所谓玉树临风式的翩翩风度。这些人不但将昔日祖上的孔武有力、粗声豪放、大步流星、该出手时就出手……包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等等作派一概贬之为“粗俗无礼”；而且为了表现自家并不比汉人士大夫们差，更要加倍遵循、讲究一切繁文缛节。可是，这种人仕途上一旦失意，多半会摹拟魏晋文人士大夫之颓放，或者异化为明代唐伯虎、祝枝山、徐渭之流，极大地影响到士林风气。等而下之的则只是学了个皮毛——只沾染学会了“汉人之腐化恶习”（康熙语），游手好闲，讲吃讲穿，甚至灯红酒绿，追欢卖笑，醉眼陶陶，一掷千金……这种风气会逐渐蔓延到民间中下层，起到败坏世道人心的作用。至此，不但一般中等偏下阶层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甚至是阿Q级别的，也完全摈弃了原来古朴、粗犷以及剽悍的野性，竟也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不过，只要亦步亦趋，即使弄假，日久天长也自然成真。最后，昔日的“夷狄”后代小子们，个个被影响成为完全汉化的人，整个民族也就消融到汉民族中不复存在。再下一步，他们的统治阶级也就完全进入到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之内，虽然和其原来的民族传统已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和历代王朝末世的气运已毫无二致——国家摇摇欲坠，整个上层却仍要征歌选色，醉生梦死，乐此不疲，不管身后是否山崩地裂、洪水滔天。
逐渐汉化
在长白山和鸭绿江西北起家的建州满人是不是也要重蹈这一覆辙？
爱新觉罗皇族对此一直很敏感，一直到最后都与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政权皇帝的做法——比如拓跋魏的魏孝文帝、北周武帝、金章宗等——有所不同，最早在波及面最广的服饰和发式上就作出抵制，多尔衮进入北京次日即下达了薙发令，作出让汉人遵从满人服饰、发式，不准满汉通婚等种种硬性规定，后来甚至发展到留发不留头的地步！虽然这有强迫汉人同化于满人的意味，但长大后的康熙皇帝却认为：这些——即使“留发不留头”，也只不过是个皮毛！在治理好华夏九州的同时要防止满人过度汉化，当然是大清的既定国策，但仅靠让汉人打起辫子，穿上满人服饰那还远远不够。如果因此抱守残缺导致拒绝汉文化，更是南辕北辙……殷鉴不远，三百多年前的元朝这样做，最后还不是被赶出中原，重做鞑虏？康熙大帝已清醒理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掌控大清之后，自然更不想让他的子孙族群被重新赶回到白山黑水，失去祖上几代人血战得来的九州共主地位！因此，这是康熙皇帝结合内部现实状况，需要妥善解决的头等大事。
肄武绥藩
那么有没有两全之策呢？
最后，康熙皇帝经过深思熟虑，根据八旗军力日益下降的现状，结合绥藩国策的出台，最后决定在与蒙古诸藩会盟的同时，通过木兰秋狝活动经常对八旗军队进行野营拉练，实施接近实战性质的训练，达到增强其战斗力的目的。应该承认，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了。我们后人研究木兰围场文化，弄清楚这一点，也就准确地理解了木兰秋狝活动和设置木兰围场的历史意义，即这种活动及其狩猎场所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积蓄，包括巩固边疆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就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将某些政治活动寓于体育竞技运动之中，有过“小球扳动大球”的形象说法一样。
建立木兰围场进行“木兰秋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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