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政法
1935年11月初，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是蒋、冯、阎中原大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召开这样规模的全体会议。
在日寇步步紧逼之下，这次会议颇受关注，人们对国民党下一步的决策拭目以待。南京、上海各家报社、通讯社纷纷派出最得力的新闻记者前来采访。
但记者们是不允许进入正式会场的，都聚集在国民党党部大院里相互寒暄，等待着开幕式的结束，只有那时才有机会和礼堂内的政客们近距离接触，探听所谓“内部消息”。
与礼堂外的焦急等待不同，礼堂内“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台上精神焕发，致开幕词。刚刚拜谒中山陵归来的他，一改往日白色西装的精干形象，一身黑色中山服不仅显得老成持重，似乎也有更深的隐喻。他认为这次会议是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因此显得更是神采奕奕，讲得口若悬河。
讲台后边的蒋介石却与汪截然不同，端坐于位上，表情极为严肃。此刻，他心绪极其复杂，看着那些曾经的反对者，一边自鸣得意，一边盘算着如何独揽大权。正在出神儿之际，一阵掌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开幕式结束了，全体委员要到礼堂外合影。
可谁也没有想到，之后竟然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刺杀”。
国民党“中委”们甫一出大礼堂，镁光灯“咔”“咔”闪成一片，政客们早已司空见惯。
看着大家走得差不多了，蒋介石才缓缓起身，拄着文明棍，向礼堂外走去。持枪的卫士赶紧打起精神，挺直腰板，作恪尽职守状。看到外面嘈杂的人群，不喜欢被围观拍照的蒋介石心中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转身退回礼堂。
片刻，“中委”们排好位置，呈几道弧状，前坐后站。第一排正中，汪精卫也坐好了，旁边有一个空位，那是留给蒋介石的。众人伫立良久，却仍不见蒋露面。
“怎么还没来？”“人呢？”记者们议论纷纷。
国民党政客们也心生不满。
“诸位稍后！”汪精卫安抚众人情绪，并起身去礼堂内找蒋介石。
汪走进礼堂会议休息室，蒋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汪趋身近前，显得很谦恭，缓声说道：“蒋先生，该去拍照了。”
蒋介石睁眼一看是汪精卫，也报以微笑：“哦！兆铭啊，我不去参加了，身子有点不舒服。”
“可各位已伫立良久，都在等候蒋先生啊！”汪精卫说。
蒋介石眼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亮，反过来劝汪精卫：“你最好也不要去，今天秩序太乱。”
正如蒋所说，今天各路人马首次聚会，面和心不和，相互猜疑，都带了持枪侍卫，确实有些风险。“可是……”汪精卫欲言又止，心中暗笑老蒋多疑，也罢，正好我独占鳌头。
“我是一定要去的，不然无法向大家交代。”说完，汪便大步流星走出礼堂，径直来到合照的正中位置，告诉众人：“不要等了！”
图片来源：电影《刺杀汪精卫》
“咔嚓！”，摄影师们早就准备就绪。就在合影刚刚结束，一声枪响打破了气氛，只见刚才还春风得意的汪精卫，霎时面部扭曲，鲜血从额角涌出，紧接着又是“砰砰”两枪射向肩部和背部，身中三枪的汪应声倒地。
院内顿时开锅一样，政客、记者大惊失色，喊声、尖叫声乱作一团。就在众人混乱之际，行伍出身的张学良已经迅速窜到一位记者身前，脚起枪落。持枪卫士们也如梦初醒，对着这位记者，准确来说是刺客，进行射击，刺杀汪精卫的记者立刻倒在血泊中。
蒋介石听闻凶手此刻已被击倒，便放心大胆地出来，连忙来到汪精卫身前，大声喊道：“兆铭兄！兆铭兄！”
汪精卫虽然身负重伤，却没有死，但脸色惨白，缓慢睁眼看向蒋介石，说道：“蒋先生，我死以后，你就要单独负责了。”说完又闭上了眼睛。
图片来源：电影《刺杀汪精卫》
可在场的人都明白汪精卫话中有话，意思是蒋介石为刺杀的幕后主使者。蒋汪二人明争暗斗多年，这让众人想不信都难。汪的太太陈璧君听闻此话，更是悲愤交加，怒目圆睁责问蒋介石：“你不要兆铭干，他可以不干，为何下此毒手？”
“这，这……”蒋介石更尴尬了，竟一时语塞，好在灵机一动：“还站着干什么？！赶快送医院啊！”
陈璧君也没完全丧失理智：“还有凶手！把他也一起送去！”
众人这才查验凶手身份——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这位记者的真实姓名叫孙凤鸣。
国民党“二号人物”遇刺，举国震动。人们议论的焦点自然落在蒋介石身上。背着“主谋”的黑锅，蒋介石恼怒万分，命令戴笠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务必把主谋缉拿归案，以洗清嫌疑。
戴笠对蒋的命令不敢怠慢，立刻着手审问孙凤鸣。此时，荷枪实弹的宪兵将刺客的病房围得水泄不通，汪精卫手下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也坐镇审讯现场。
孙凤鸣由于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戴笠等人却心急如焚，想知道主谋是谁，片刻也不能多等。
“能不能马上让他讲话？！”陈公博以威胁的口吻质问主治医师。
“除非打强心针，但那样对刺客身体伤害极大，而且也只能维持几分钟。”医生答。
“管不了那么多了，马上打针！”陈公博发疯地说。
“打吧。”相比陈公博，戴笠更为冷血。
强心针果然见效，一针下去，孙凤鸣呻吟了一声，微微睁开眼睛。
图片来源：电影《刺杀汪精卫》
“为什么要刺杀汪院长？谁指使你干的？”陈公博狠狠盯着孙凤鸣问。
孙凤鸣只是轻蔑一笑，转而闭上眼睛。
“说！到底是谁指使你？”陈公博用力摇晃孙凤鸣。
“我，我的良心……”
“那么，你的同谋是谁？”戴笠张口询问，似乎想诱供。
“不知道……”孙凤鸣再次昏过去。
“强心针！强心针！再打！”陈公博气急败坏了。
医生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那，那会让他丧命的。”
“打吧。”戴笠冷冷地说。
这一针下去，孙凤鸣又吃力地张开眼睛，面如死灰，几乎濒临死亡。
孙凤鸣嘴唇颤抖，气息微弱，面对再次拷问，他挤出最后一点力气：“你，你们自己看吧，整个华北、东北还是我们的吗？日本人要侵占整个中国！再不打，要当亡国奴啊……”话未说完，头便猛然垂下。
在场的人都吓得一愣，医生伸手查验孙凤鸣的呼吸，又掀开他的眼帘。
“死了。”医生失望地摇了摇头。
在孙凤鸣死后尸检时，法医发现了的遗体上竟然有一百多个针孔。也就是说，孙凤鸣生命垂危之际，戴笠等人为了刑讯逼供，每小时要给他注射十针强心剂。
孙凤鸣一死，陈璧君大吵大闹，蒋介石则百口莫辩。无处泄气的蒋介石痛骂戴笠。“限你三天之内，把主犯找出来。否则，要你的脑袋！”这是蒋的最后通牒。
孙凤鸣死后，戴笠手中仅有的两条线索就只剩下“晨光通讯社”这一条了。
戴笠灰头土脸回到军统，对特务们大发雷霆，下令彻查。三天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晨光通讯社”早已人去楼空。戴笠急红眼了，对南京全面封锁、全城搜捕，见人就抓。
不久，安插在“行政院”的手下送来一份报告：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和另一个名叫项仲霖的人，曾经为晨光通讯社申请过津贴。按照惯例，民办通讯社可以向“行政院”申请津贴。
这果然是一条重要线索。特务们将李怀诚和项仲霖逮捕，在严刑逼供下，两人将通讯社所有人的名单供出，主犯指向了一个名字——王亚樵。
提起王亚樵，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王亚樵，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幼年家境贫困，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反清活动。后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因社会党被判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上海，白天做苦工，晚上露宿街头。
经历了弱肉强食，看遍了世间冷暖，王亚樵决定纠集同乡好友以自保，刚强机敏、讲义气的王亚樵深得底层民众拥护，迅速组织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建立了恐怖暗杀组织——斧头帮，控制势力达十万之众。
王亚樵嫉恶如仇，痛恨日寇，颇具民族气节。他虽身材瘦小，常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却武艺精湛，来去无踪。他专门策划暗杀贪官、汉奸及日军高官，活跃在上海、南京、武汉、香港、两广等地，策划了一些列震惊朝野的暗杀事件：
淞沪警察厅长徐国良被枪弹打成“马蜂窝”；
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险些遭枪击；
日军侵华淞沪司令部被人捣毁；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出云”号险被炸翻；
日本早期侵华最高司令官白川大将被炸成碎片，日本驻华共识重光葵的一条大腿不知去向……
这一系列事件让人闻风丧胆，连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并告诫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的人。一位国民党军官曾说：“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王亚樵更加坚定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凝聚起共同抗日的力量，所以多次对蒋介石进行暗杀。
其实，这次汪精卫遇刺，王亚樵确是幕后主使，并且本想亲自实施，但外界对王过于熟悉，行刺很可能“出师未捷”，所以便由孙凤鸣代替。而且汪精卫只是此次行刺的第二目标，杀蒋才是第一目标。
蒋介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自己罪名洗脱了一半，得知杀手是冲着自己来的，既庆幸，又愤怒，对王亚樵恨之入骨，到了不可不除的地步，于是找来戴笠，下了杀令。
……
戴笠通过各方关系和调查，摸清了王亚樵藏身于广西梧州，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遂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骗杀他。戴笠先逮捕了王亚樵的手下余立奎，而后用钱收买其妻余婉君，并派她赴梧州求援。王亚樵为了朋友义气，没有对余婉君设防。
一天，王亚樵来到余婉君住处，来给她送写给余立奎的书信。刚一进门，便被石灰粉迷住了眼睛，王亚樵知道不妙，如发怒的猛虎一样，左冲右突，挥拳猛击，同藏身在屋内的特务们进行殊死搏斗，可终因双眼漆黑，寡不敌众，被击倒在地，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毙命，这位民国的“暗杀大王”死于暗杀。
来源：央视网
编辑：晋城市委政法委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