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再没有一件能像传国玉玺这样跨越两千年，而至今仍能令人兴趣满满的国宝了。这是因为，它实在是太特殊、太重要了。
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所用的印章才能称之为“玺”，而大臣们用的印章只能叫做“印”。一旦逾制，动辄有杀头的危险。可以说，“玺”这一个汉字本身就携带着某种权力色彩。
而这层权力色彩，在“传国玉玺”身上就变得更加浓烈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笼罩在传国玉玺身上的争夺杀戮，以及它去向的谜团也变得越来越多。
相传传国玉玺为秦始皇嬴政，利用赵国所传的至宝和氏璧所刻的玉玺，正面还刻有丞相李斯撰写的“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八个大字。
但事实上，这一则信息里至少有两点是存有争议的，首先是传国玉玺由和氏璧制造之说。
虽然这一说法在如今广为流传，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传国玉玺最初的记载文献《史记》，就会发现在这一记载中根本没有提及所谓的“和氏璧”。司马迁明确指明的，是传国玉玺由秦国特产的蓝田玉所制，这与《韩非子》等书中关于和氏璧采于楚国荆山的说法相矛盾。
而真正创造出和氏璧制传国玉玺之说的，其实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大臣崔浩。但从秦代到南北朝，还隔着东西汉、三国两晋等数个朝代，这位仁兄所能获得的资料，早不知是第几手的了，因此他的说法很值得怀疑。
不仅传国玉玺本身的质地和来源存疑，就连它上面所写的文字，历代也有着不同的记载。
比如，《吴书》的作者东汉人卫宏认为，传国玉玺上面刻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皇甫谧则认为是“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与两人差别最大的是《晋阳秋》，它的记载时“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堪称非主流。与它类似的是《宋书》“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由于后两种说法的作者在年代上距离秦朝更加久远，如今基本上后两者的记载都没被史学家所认可，而第一版本《吴书》作者卫宏，曾经是光武帝刘秀本人的机要秘书，可信度相对更高。
值得玩味的是，因为给《三国志》作注而被我们熟知的裴松之，就曾经讨论了以上这几种不同版本的记载，但是在给三国志作注时，他却有意识地避免了站队，甚至不对后面两种明显有违主流的说法进行评论。
原因是《宋书》“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说法，本就是刘宋政权的官方说辞，而刘宋也曾经号称获得了这枚传国玉玺，因此身为刘宋政权的正宗官员，他自然不可能主动拆台。
这可能才是传国玉玺谜团不断的根源，因为围绕着它的故事，极有可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各种说法完全出自于各方势力本身的需要。
从秦始皇下令制作传国玉玺开始，这枚玉玺曾经经历数十个时代的改换，在战乱和烽火中，统治者们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但这些“获玺”的过程，到底有哪些是真的，并不容易考证。
尤其是当玉玺因为战乱而消失在人们视野后，它再次出现时究竟还是不是原主，就牵涉到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了。
比如，东汉末年，董卓作乱京都，诸侯群起攻之，孙坚攻入洛阳后曾经寻得玉玺下落，这也是玉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而复得”。此时由于玉玺消失并不算久，通过一些细节的考察和探究，人们还能确认其真假。
但到了南北朝时期，频发的战乱让玉玺多次易手，从前赵到后赵，从后赵到冉魏，再到东晋以及之后的宋齐梁陈，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再对这些史料记载进行一一辨别。
而《宋书》“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记载，就更让传国玉玺的真伪变得扑朔迷离。到底是原先的记载有误，还是编写《宋书》的作者本人没有亲眼得见玉玺才出现谬传，又或是玉玺丢失，才会有假玉玺和伪刻字？
作为后人，我们只能通过史料记载和常理推断进行分析。如果说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于传国玉玺的真伪还只是怀疑的话，那之后关于玉玺的历史记载就更加扑朔迷离。
尤其是到了后唐时，后唐末代皇帝李从珂举族自焚于玄武楼，流传至他手中的传国玉玺就此失踪。主流观点认为，这就是传国玉玺的最终归宿。
在这之后，宋哲宗时农夫进献的传国玉玺也好，元朝时期忽然出现在市场的宝玺也罢，都未能真正得到人们的认可。一来，这些所谓的传国玉玺来历可疑；二来，它们也都不符合文献中对玉玺特征的记载。
而清代就更有趣了，乾隆曾经有两块被认为是传国玉玺的印章，只不过坚信满人以弓马骑射立国的乾隆，并不十分迷信传国玉玺背后君权神授的价值观，他直接宣布两块玉玺皆为赝品。
自此，乾隆算是给这桩上千年的“寻宝活动”划上了一个句号，在历史上数隐数现的传国玉玺之说，才有了盖棺定论的结局：玉玺已失，无需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