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杀殉国，大明王朝宣告灭亡。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将在北京定都，那么，这意味着北京可免遭战火洗劫，官民们也能重新过上安稳日子。但万万没想到，李自成入京后没多久，义军便开始对京城百姓进行疯狂地烧杀抢掠，导致京城民不聊生，也使义军失去民心，被吴三桂和清军联手攻灭。
众所周知，李自成攻入北京，就是想做皇帝，无论他是否定都北京，北京百姓都是他未来的子民，李自成为何要对自己的百姓进行抢劫呢？为何不严肃军纪，阻止刘宗敏等将士胡作非为？
这个问题其实有些复杂，因为入京之后，李自成自己的内心深处就比较矛盾，所作所为也自相抵牾，一会儿是贤德的义军领袖，一会儿又是贪得无厌的混世魔王，而刘宗敏等将士更是一言难尽。
总体而言，李自成是希望严肃军纪，给百姓留下一个好印象的。正因如此，他进入北京城后，便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义举，那就是为崇祯帝发丧。
据《明季北略》记载，三月二十三日，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崇祯帝的遗体，李自成下令，给崇祯和皇后换上帝后的服饰，隆重发丧，一切殡殓事宜都按帝后的规格进行。葬礼进行时，李自成还亲自来到祭坛，向崇祯帝和皇后的梓宫四拜垂泪。
一个造反势力的领袖，却对前朝天子——他所造反的对象如此尊重，反观许多明朝旧臣，却对崇祯帝的丧事熟视无睹，只顾着向李自成溜须拍马，这无疑为李自成收拢了不少人心。
可令人遗憾的是，李自成仅仅只做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为崇祯帝发丧的同时，他便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得罪整个官僚集团。
作为出身底层的义军领袖，李自成吃过贪官污吏的苦，所以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进而仇视整个官僚集团。攻入北京后，明朝大学士魏藻德等重臣亲自登门拜访，按说，李自成即使再恨官僚，也应该婉言宽慰，这不是秋后算账的时候，毕竟义军新入京城，人心未定，还有用得着前朝官员的地方。
然而，李自成却怒形于色，破口大骂魏藻德等大臣，说道：“你们厚颜无耻，你们臭不要脸，你们深受明朝大恩，崇祯都殉国了，你们就更应该殉国，还有何脸面苟且偷生？”
骂完，李自成仍不解气，下令将魏藻德等大臣关押在刘宗敏处。魏藻德不死心，大喊道：“别这样啊，只要用我，做什么官都行！”没想到李自成压根不搭理他。
这时，被俘的襄城伯李国祯请求拜谒李自成。李自成见他曾负责守卫北京城，于是骂道：“你深受国恩，义不可以负国，既未坚守，又未死节，现在厚颜无耻地求见我，这是为什么？”
李国祯只好说：“陛下应运而生，臣想留着这条命效忠陛下。”
没想到李自成丝毫不屑，又骂骂咧咧道：“你这个背主求荣的东西，我用你干什么？误国贼尚求生耶？”
李自成对魏藻德和李国祯的痛骂，是否毫无道理呢？当然不是，但正如前文所说，现在不是秋后算账的时候，大军入京之初最重要的是稳定秩序，收拾人心。
如果说李自成仅对魏藻德和李国祯等重臣不友好，问题倒也不大，可关键是，他几乎把北京城所有的官员都羞辱了一遍。
据《再生记略》记载，李自成入京后，一千多位官员按李自成的要求，脱去明朝官员，改穿青衣小帽，急冲冲奔赴会极门，等候发落。义军将士看到官员们狼狈的样子，纷纷冲上去戏弄他们，官员们为了求生，只好忍气吞声，甚至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者，希望以此免遭羞辱。
然而，李自成对这些官员的屈辱遭遇非但不同情，反而恶狠狠地骂道：“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良，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削发之人不忠不孝，留之何益处？”说罢，便下令将其拖下去听候处置。
李自成对官僚集团的仇视，最终酿成了一起“悲剧”——追赃助饷。
在李自成的授意或默许下，义军纷纷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刘宗敏更是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
魏藻德是最先向李自成投诚的大臣之一，也没有逃过“追赃助饷”一劫，恰恰相反，他是被追赃最狠的大臣之一，被夹棍夹了五日，活活被夹死，义军仍不罢休，又夹他的儿子，最后夹出1.7万两白银。
前大学士陈演主动向义军交出四万两白银“助饷”，虽然免遭酷刑，但最后还是被李自成处死，因为李自成担心他趁自己领兵对抗吴三桂时作乱。
前礼部左侍郎丘瑜，是个清官，家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赃款，甚至都没有多少积蓄，居然也被夹（寻执见刘宗敏，逼勒助饷，百方毒辱，贼押归寓）。丘瑜一怒之下，乘间服冰片而死。
李自成对明朝官员追赃助饷，不仅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更重要的是，他放纵了义军将士的欲望，释放了义军魔性的一面。
打劫官员之后，义军将士已经控制不住内心的狂热，将打劫对象扩大到平民百姓，从而出现人人自危的恐惧局面。
起初，义军打劫百姓尚有底线，“但掠金银”，也就是说，仅限于打劫有钱人。然而，人的欲望一旦放纵，就好比吸毒上瘾，只会越来越疯狂。掠夺金银过后，又开始掠夺首饰，进而连衣服也掠夺。
更为甚者，义军中已经出现烧杀奸淫的现象。据《再生记略》记载，“有目睹其奸淫渔猎，而无可奈何者。凡朱门世阀、巨室广寓，悉为贼占，挟妓招童，欢呼狂饮，白昼行淫，与犬羊无异。良家子女自非玉碎，罕能瓦全”。
当此之时，李自成正在做什么，他为何不约束胡作为非的将士？
事实上，李自成多次下令约束。起初，李自成每一次约束，都会使军纪稍变，民间稍稍安定下来。可义军将士控制不住汹涌如潮的欲望，没过多久，又故态复萌，李自成也只能徒叹奈何。
李自成的麾下不是没有清醒之人，兵政府侍郎王为便是其中之一。他对义军的所作所为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和同乡一起出一门示，禁止军士劫掠。没想到刘宗敏勃然大怒，竟向李自成告状，导致其被免职。
见义军越来越无法无天，李自成再次下令严肃军纪，可义军将士已经彻底疯狂，连暂时收敛也不愿意，甚至当面反驳李自成：“皇帝让汝做，金银妇女不当与我辈耶？”理直气壮地劫掠百姓。
有人说，李自成治军不严，只是口头约束将士，将士们自然不当回事。
那么，李自成为何不制定严格的军法，杀一儆百？
据《流寇长篇》记载，“义军内部派系林立，伪大将如李（过）、刘（宗敏），各自为雄，目无贼主，面称老李”，意思是说，李过、刘宗敏等大将，压根不把李自成当义军领袖对待，直呼他为老李。
更为甚者，李自成想称帝，有些义军将士便嘲讽道，“以响马拜响马，谁敢屈膝？”又不服道，“我辈汗血杀来天下，不是他的本事。”
这些话弄得李自成内心颇不安宁，因此，他岂敢制定严格的军法？他很担心，一旦“杀一”，结果不是“儆百”，而是引起众怒，导致自己地位不保。而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可以说，自进入北京城那刻，义军的败亡便已注定。因为从始至终，李自成义军都只是一群加强版的乌合之众，没有建立周密而稳定的统治制度，李自成也没有在义军心中建立帝王的威信。
一群这样的乌合之众，进入繁华的京城后，势必贪图享受，迷失自我，军纪失控，而由于李自成缺乏威信，也势必无法约束部下，导致义军失去民心，而义军的战斗力，也必然在放纵与享受中迅速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