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大明王朝昔日追剿的匪首李自成，身穿缥衣，骑乌驳马，在100多名骑兵的簇拥下大摇大摆进入德胜门，在他想象中应该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百姓列道举着旗子欢迎才是，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迎接他进城的背景音乐是一片可疑的沉寂，老百姓能躲在家里就绝不出来，实在躲不开的只能耷拉着脑袋站在路边，一脸的衰样。
这其中，混杂着许多昔日气焰嚣张的官僚富户，当年他们不可一世，如今却穿着破衣烂衫带着破帽子，尽力摆出一幅低声下气的样子，那些破衣服都是他们花费重金才买来的，如果这时候你说他们家有钱，那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识字的人特别受欢迎，黄纸一时售罄，究其原因是大家传闻只要在家门口贴上“顺民”二字，就可以保平安了，于是家家户户疯狂买纸，抢着求读书人写字。
在恐惧面前，求生成为了普通百姓的主流词汇，但北京城的失陷，把一个麻烦又棘手的问题推到北京所有官员面前，那就是是否要自杀殉节。
说实话，要是换到现代社会，这种问题压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大家自己顾自己，凭什么皇帝上吊了别人就得给他陪葬。可是在古代，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群饱读诗书的官员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自幼就以文天祥为偶像，以“舍生赴死”为毕生追求。
然而，等到真正要做出决定的时刻，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拿着高工资的高官显贵们却退缩了，他们突然意识到，活着最重要，什么后世清名，那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最后舍生赴死的官员共计13人，而决意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官员人数却不下数千人。尽管他们决定要做缩头乌龟，尽管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但这群人还是搜肠刮肚地给自己找台阶下，一个个奇葩的理由新鲜出炉。
“我死了老婆孩子没法安置”，这是给事中涂必泓的答复，他虽然官不大，但是权力很大，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部长，直接听命于皇上。
这位仁兄先是信誓旦旦说自己要殉节，随后找各种理由推脱，除了家人外，他把同事也抬了出来，说同事们都没有为国捐躯的意思。
要不怎么说这群文人虚伪呢？要死便死，要活便活，毕竟当时情况一团糟，没人有闲功夫关注你，他却偏偏要给自己加戏。还没表演过瘾呢，李自成的士兵破门而入，涂必泓一改往日弱不禁风的模样，迅速翻墙逃命去也。
在文坛上享有盛名，官也做得很大的“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吴伟业和钱谦益，这三位也基于种种“不可抗力”而“不能赴死”。
龚鼎孳是因为爱情。“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他的这位小妾是秦淮名妓顾横波，看来就是因为她的“阻拦”，才使历史上少了位忠烈英雄，多了位在《贰臣传》里留名的叛徒。
吴伟业是因为孝顺。他到处宣扬自己都把脖子伸进绳套了，却架不住老母亲在下边抱着他的腿哭泣：“儿啊，你死了娘可怎么办啊？”他这个理由比涂必泓那个高级点，好歹还可以往孝道上面靠。
钱谦益是因为季节原因。他没有母亲可以当托词，小妾柳如是又是深明大义之人，打算拉着夫君一起投河尽忠。结果钱谦益到了水边就是不下去，他的理由是水太凉，简直让人无话可说。
对于这群人来说，气节这东西，在太平盛世时不时拿出来提提，可以当作护身符站在道德层面去压制对手，到了乱世，气节这东西简直就是催命符，他们手忙脚乱地丢掉它，争前恐后地奔向李自成组建的新政府表忠心。
说实话，不管功过如何，李自成也是条硬汉，打心眼里鄙视这些前脚跪在崇祯面前，痛哭君辱臣死之义的重臣，后脚就伏到自己脚底摇尾乞怜。若不是有些人还有点用，想必他会一声令下把他们杀个干净。
内阁宰辅魏藻德就触了他的霉头，这位明朝顶级的官僚对同事范景文的忠烈殉节视而不见，城破次日就拜见李自成，希望谋得一官半职。但李自成骂了他一通还把他关了起来，即便如此，他还扒着铁栏杆喊话“随便给我个官当就行了，为什么要拘押我？”
这嘴脸实在有点可耻。
但是这群大佬随即会感到在李自成统治下，活着也挺累的。因为李自成把这群官员全部囚禁起来，要他们交出赎罪银，交不出就会上夹棍。
魏藻德官没当成，还交了一万多两的黄金，仍旧没逃脱死亡的命运，讽刺的是，前几天崇祯让大臣捐助饷银对抗李自成时，他只拿出了五百两，还哭天抹泪地说自己真是穷。
就在一群大佬们死得死伤的伤，勉强有人逃脱之际，占领了北京42天的李自成撤兵，原因是吴三桂贴出告示，宣布自己即将拥戴新天子登基，李自成只能率兵出城，和吴三桂正面硬刚。
一看李自成大势已去，北京城的“顺民”们一改以前的柔弱，和那些在李自成的目光下唯唯诺诺的官员们一道痛打落水狗，迎接吴三桂。
吴三桂终于来了，但是他恭敬地站在一位身穿异族甲胄、留着奇怪发型的男人边上，那个男人振臂高呼：“你们愿意接受我做你们的新主子吗？”
愿意，当然愿意，文坛大佬钱谦益正等着迎接新主人呢，再过几个月，他就会以“头痒”为理由剃发结辫了。
所以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倒也颇有点道理，人的无耻是没有底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