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气机升降来源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升降出入是气机运动的基本形式。历代医家对治肝之法论述颇多，《黄帝内经》最早提出了“肝升肺降”学说，并提出了从酸、甘、辛治肝三原则，为治肝诸法的基础。张仲景首倡“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成为培土治肝的典范。孙思邈则提出攻补升降、寒热温凉以治肝，朱丹溪提出“肝主疏泄”，李中梓提出乙癸同源、肝肾同治，国医大师张震教授继承先贤理论，对辨证论治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欲求临床疗效的提高，勿忘对病体气机之疏调”的观点，倡导疏调气机为内治大法之一，系统总结阐发气的生理功能与发病特点，形成了以气机失常为核心，疏调气机为主线，疏调气机汤为具体措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
国医大师张震认为疏调人体气机是以疏理肝气、调护脾肾为基础，同时兼顾其它有关证候统筹调制。即以肝为主体，脾肾为侧翼，“一体两翼”，兼及其它治疗法则。
一、 肝为主体
国医大师张震认为疏调气机的核心关键在于舒展肝气，恢复、调整、激活其正常的疏泄功能，以保持人体气机的条畅运行。
肝的生理特点主升、主动，但肝亦有升降出入。正如中所说：“肝者，贯阴阳，统气血，居贞元之间，握升降之枢者也。”“肝者，升降发始之根也。”所以肝推动了整体气机的升降转运。在肝气升发的推动下，脾升清、运化，胃受纳、腐熟、降浊，则消化功能旺盛；化生和排泄胆汁，为肝之出；肝藏血，使血行于肾化而为精，为肝之入。
《素问·刺禁论篇》云：“肝升于左，肺藏于右”，是指肝的升发和肺的肃降之性。肝气升发，五脏六腑之气血皆藉肝胆之气以升之。肺气肃降，可使清气布于全身各脏腑组织器官。认为肝升肺降，生理上相互依赖，是人体气机畅通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病理情况下两者则相互影响。
笔者治疗肝病以慢性乙肝、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为主。根据其临床症状，中医归为其为“胁痛”、“积聚”、“黄疸”、“鼓胀”等范畴。笔者在治疗肝系病证过程中，根据张震国医大师“疏调气机理论”中“气机失常为核心，疏调气机为主线”，以疏调气机汤为主方，疏调气机汤是国医大师张震首创的名方，药物组成:柴胡、炒白芍、炒枳实、制香附、郁金、川芎、丹参、白术、茯苓、仙灵脾、薄荷、甘草。从四气上看，用药注重寒温并用，五味注重甘以缓之，苦以泻之，辛以散之，归经则以入肝脾经为主，从升降而论辛甘升散、酸苦沉降。肝病日久，久病入络，肝血瘀阻，故在治疗后期常加入姜黄、赤芍、三棱、莪术等活血化瘀、破血消癥药，而在肝炎尤其是病毒性肝炎常伴湿热、湿毒，往往加苦参，蒲公英，紫草，紫花地丁，野菊花等。
蒲公英性味苦、甘，寒。归经归肝、胃经。
二、脾肾为侧翼
张震国医大师认为，维系人体生、长、壮、老等系列生命活动之气，是由先天父母所授之肾中元气，后天脾胃受纳的水谷之精气，再由肺吸纳自然界中的清精之气共同聚合而成。此三气结合在人体内又分化为众多的、各有司职的人体诸气，具有各自的运动方式与规律，最终形成—个相对平衡与协调的多元矛盾统一体。所以中医学的“气机”基本上可说是人体生命力与脏腑功能活动方式和规律的综合概括。
正如《金匮要略》中所说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且肝病患者多伴有食少腹胀、乏力倦怠等不适，脏腑辨证当属脾虚之证，即体现从整体观念出发，遵循“肝病实脾”理论，补脾实胃，以充养气血生化之源，达到“食气入味，脾气散精于肝”的目的。肝病日久，克伐脾土，脾虚则易湿蕴，湿聚则易生痰，湿郁久则易化热。
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中曰：“相火者，处乎下而主动……君火惟一，心主是也；相火有二，乃肾与肝……泽也，海也，莫非水也，莫非下也。故曰肝肾同源。
笔者临证肝系疾病时，基于“疏调气机理论”多以肝脾为本，从疏调气机、益气健脾、调补肝肾入手，以升肝阳，补肾督，运气血，输津液为主，体现其“调肝理脾”、“肝肾同源”为主的辨证思想，常用茯苓、薏苡仁健脾利湿，泽泻、猪苓淡渗利湿，茵陈、虎杖清热利湿，砂仁芳香化湿，用陈皮、法半夏以燥湿化痰，达到脾健则湿化，湿化则痰除的目的。肾乃五藏阴阳之根本、精血气化之源，菟丝子、淫羊藿、肉桂、熟地黄随取可知；再有太子参、鸡血藤、当归、赤芍益气养血、活血通络。
菟丝子性味甘，温。归经归肝、肾、脾经。
综上，笔者治疗肝系病证用药基于国医大师“疏调气机理论”多从疏调气机、健脾益肾着手，以疏肝益肾、健脾利湿、化痰活血为主，常辅以消食、解毒等药，此体现了治疗肝系病证以“调肝理脾”、“肝肾同源”等为主的辨证思想，和以“祛邪与扶正并举”、“疏肝和柔肝并用”的临证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