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法家是一个讲究规则刑罚的学派，而且在法家的赏罚理论中，无论是“赏”，还是“罚”都要做足文章，都要把工作做到位，也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的将“刑罚之道”用好、用活、用够、用足。
但是，想要掌握好“刑罚之道”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法家所谓的“刑罚”是用来平治天下的，换句话来讲，就是要帮助君主建造一个集权的社会，归根结底，“刑罚”还只是君主用来统领天下的一种手段，所以，既然想要将“刑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就必须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和方法。法家认为，君主要掌握“势”、“术”、“法”才能治理天下
针对这个问题，法家给君主提供了三种方法，即所谓的“势”、“术”、“法”，“势”指的是权力、权势，就是由权力和地位形成的统治力量；而“术”指的是统治人民和控制下属的政治手段，也可以叫做是谋略或者是权术，“法”则指的是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就是我们常说的法规、权能。
法家认为，这三种方式是保证君主能够行使“赏罚之权”、“治国之权”的三大要素。但是，在这三大要素中，也分档次———君主要想掌握好“刑罚之道”，要想真正地达到集权而平治天下的目的，那么首先要取得权势。君主治理国家需要哪些先决条件？
也就是说，掌握天下大权并且要有威势，那么，权势到底对国家的发展以及君主的统御之道，有哪些影响呢？为什么说，君主想要集权就得首先拥有权势呢？本篇文章，就来重点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掌握权势的君主，有着哪些治理国家的先决条件？并且来分析一下，权势与法家的理念之间有哪些互为关联的地方？慎到主张势治
其实，势、术、法，在战国时代有过不同的争论，就像赵国的慎到（祖上由山东迁居赵国），他就认为权势更加重要，认为统治者只要有权势，老百姓就会害怕，而百姓害怕就会遵守领导者订立下的规则和制度，也就有利于约束他们的行为。
因此，只要掌握了权势，掌握了能让平民百姓害怕的力量，一个君主哪怕再怎么蠢笨，也能管住聪明人，因为每个人都害怕承担责任，每个人也都害怕失去利益，所以，要从人们担忧和害怕的方面出手，达到统御臣下的目的，这一派在历史上被叫做“势派”，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是势治。申不害，主张术治
而郑国的申不害则更加倾向于术，也就是所谓的权术谋略。申不害认为，君王如果有谋略，那么就能够洞察臣子的动向，而当臣子知道自身的实际行动被君主掌握在内之后，就一定就会老实本分。
所以，君王有了权术，臣子就会畏惧，就谁都不敢耍心眼、耍滑头，自然而然地，国家就会向着好的一面发展，而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也是这样的，这是战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术治变法”，他将阴谋权术体现的淋漓尽致。
而申不害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洞察人心的人，所以，申不害在世的时候，韩国确实达到了一种君王懂权术，臣子会畏惧的局面，韩国也在他改革期间迸发出了蓬勃向上的活力。商鞅主张法治
卫国的商鞅则主张法，认为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有制度，人民群众才有行为的标杆，生活才会有规矩，做事才会有规章，所以，他认为有了秩序才会稳定，这一派被称为是法派，他们的主张也被叫作是法治，这一点在后来的商鞅变法当中有着具体的体现。
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赵国慎到主张的势治也好，还是郑国申不害的术治和卫国商鞅的法治也好，这三种理念几乎是同时期出现的。
慎到生活在约公元前395年到公元前315年，商鞅是约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38年，申不害则是公元前385年到公元前337年，这三个人的三种代表学说，也几乎是同一时间提出来的。
这就说明无论是势治也好，还是术治、法治也好，它们本身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管用的，那么，在这样的局面当中，权势又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首先要达到的条件的呢？这就要从韩非将三种方式统一起来，形成完整的法家主张之后说起了。韩非将三种方式统一起来，成为法家集大成者
慎到、商鞅、申不害，三个人的学说，都曾经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尤其是申不害和商鞅，这两个人的变法使得两个国家（秦国、韩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虽说，商鞅成功而申不害失败，但是，在申不害还在世时，韩国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明朗的。
此时的韩国，也曾一度以中原大国自居，积累下了不少的国家资源，其实，韩国后世之所以能够一直位列战国七雄之中，靠的也就是申不害变法期间积累下的国家财富，所以，三种方式其实各有各的道理，后来，韩非就将这三种学说统一了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法家主张，也正因如此，韩非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认为，一个君王首先要有权势，然后还要有谋略和法规，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统治天下、统治社会，也才能更好地行使作为一个君主的权利，坐稳至高无上的位置。
在《韩非子·难势》一篇中，曾经有一个例子非常的生动形象，说飞龙和腾蛇为什么能够高高在上呢？因为它们可以腾云驾雾，它们承载着云雾才得以在天空中遨游，但是如果一旦云开雾散，腾蛇和飞龙掉到地上再无法飞腾，那么，它们其实就跟蚯蚓和蚂蚁没什么两样了。
而君主也是如此，君主为什么能够一呼百应、令行禁止呢？就是因为他们有权有势，是权势将他们带到了一个万人之上，无人之颠的位置，让他们能够君临天下成为全天下人的首领。
而如果没有了权势，他还怎么领导全天下的人呢？就像没有了云雾之后，腾蛇和飞龙又怎么翱翔于天际呢？到了那个时候，大家就都是普通人了，又谈何阶级之分呢？所以，权势是区分君主和臣子以及人民的关键，也正是因为有权势的存在，君主才能够称之为君主，君主也才能够掌握和控制臣民。韩非强调权势作用，淡化道德和才能作用
从这样的观念里我们可以看到，韩非淡化了道德和才能的作用，这也是法家和儒家墨家这样的学派最大的不同之处，无论是儒家的“仁爱”也好，还是墨家的“兼爱”也好，他们推崇的都是有德才兼备的人来坐天下的首领，而到了韩非这里，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君主呢？有权势的人而并非是有道德和才能的人。
而这也就是权势最大的作用，它可以让君主治理天下形成一种体系，或者说，给君主找一个可靠的行为手段，让订立君主的标准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德才兼备，而成为了现实可以度量的权力。
这样的想法可谓是非常的先进而且现实；因为在古代的权力传承过程中，无德无才的人并非是不能做君主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当时的君主来讲，他们采用的继承方式是世袭制度，也就是一个家族来掌握整个天下，甚至这种继承制度还有更苛刻的嫡长子继承制，可是一个家族可能世世代代的嫡长子，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吗？恐怕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在世袭制度的继承过程中，很多君主他们本身就不是飞龙，不是腾蛇，而是蚂蚁和蚯蚓，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不是德才兼备的圣明之人。但问题是，哪怕如此，这些人也一样是君主。
而实际上，不要说是世袭的君主，有的时候人民自己选举的领导人，也不一定就靠得住，比如，现在一些通过民主制度而选举上台的候选人，能说他们德才兼备吗？仿佛不能，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选举之前说的比唱的都好听，然而，一旦大权在握就会原形毕露。
但那又如何呢？哪怕当时人们知道了这个人并非德才兼备，但是，他也一样可以呼风唤雨，所以，人世间的权势确实可以把无德无才的人捧上高位，而无论是哪一种人，德才兼备也好，无德无才也罢，只要坐上了那个位置，也都冠冕堂皇、说一不二。
所以说，很多时候君主和领导人的品德以及才能并非是无所谓的，而是难以靠得住的。显然，韩非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韩非认为：法家目的是君主集权，条件是君主世袭
在当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人物的目的是君主集权，而集权的条件又在于君主世袭，这是当时的大环境决定，就连孔子那样的圣人，也无法否定世袭制度，这说明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世袭制度是必然的。
我们没有办法像小国寡民，独立自主的西方一样实施直接民主，所以，韩非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哪一种政策手段，都必须要建立在君主世袭的前提之下，包括集权也是这样，可行的集权方式，一定是以世袭制度为前提条件的，既如此，权势的作用就一定会比道德以及才能的作用更加强大。
因为，按照法家权势的标准，君主德才兼备是锦上添花，而一旦君主无法做到德才兼备也不影响他权势的使用，他一样可以号召天下。对于君主的选择标准，法家与儒家、墨家不同
而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观点，一旦君主无德无才，那么，理论也就失去了实践的条件，因为，他们都寄希望于君主的个人品质，一旦个人品质不行，那么他们的那一套也就搞不成了，但法家哪怕君主没有道德和才华，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所以，他们寄希望于君主的权势和威力。
因此，法家的观念是比儒家和墨家更加深刻的，他们并不像儒家和墨家一样，给君主订立一个自身的发展标志，也就是说，不去讲究君主自身的条件是怎样的，都将君主当成是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用韩非的话来讲就是：既不看成是尧、舜那样极为圣名的人，也不当作是桀、纣那样极其残暴的人，因为，无论是尧、舜也好，还是桀、纣也好，他们都是百年不遇的，多数在世袭制度当中继承国家权力的君主，他们既没有尧、舜做得那么好，但同时也不像桀、纣做得那么不好，更多的人只是平平常常的一个普通人。
想来也是，到如今，中国已经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真正残忍暴虐的人，又占全部人当中的多少呢？所以，大部分人真的就是普通人，而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想要治国齐家平天下靠什么呢？靠德才吗？不，他们并没有那么多才华，那既然如此要怎么办呢？就只能够依靠权势。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韩非认为，君主想要集权而平天下，首先要有权势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权势可以让一个君主从自身的条件中跳脱出来，达到君主治天下。
因为有了权势存在，君主治理天下也就有了一个固定而且有用的手段，哪怕这个君主并不是德才兼备的人，那么，他也一样可以有治理天下的方式，也就避免了当君主无德无才时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所以，法家的观念是现实的。
当然，这样的观念自然也有它的弊端，因为无德无才的人，如果一旦有了权势，自然就很容易将天下带上弯路，这也是，为什么封建社会需要在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弥补自身制度缺陷的原因。
在韩非的理论当中，像桀纣那样的人是少数的，但是少数却不代表没有，如果一旦出现一个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又有权势，那么，天下自然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韩非的理念必定也有弊端。
因此，韩非也从来没说过，有了权势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他只是肯定权势必定有用。其实想来也是，治理天下不可能是以“个例”为标准的，是不能够因噎废食的，因为害怕出现像“桀纣”那样的人而一定要寻找像尧舜一样的人来治理天下的方式并不恰当。结尾
所以，法家理论先进的地方在于，它比儒家墨家的观念更加的实际，而且更能够延伸一个势力的统治时间，维护更长时间的和平稳定，这一点，我们结合古代历史的发展实际就可以看的出来。
一个王朝在发展的过程中，真正的明君也就那么几个人，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观点，不是这样的明君，不是德才兼备的人，就不应该担任君主的位置，那么，当这几个人去世之后国家也就群龙无首了，当然，这样的观点能够避免出现暴君，可是按照法家的理念，只要能够好好利用权术，那么普通人也可以治理天下，所以，这样的理论可以支持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君主的统御之路。
当然，这样的观点有造就暴君的可能；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王朝更替，因为君主掌握了权术，这就意味着，在君主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是最大的话语权掌握着，所以，一些不具备才干的君主，就有了胡作非为的可能，也正因如此，就出现了像秦二世、隋炀帝这样的人。
或许，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根据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状况来看，法家的做法是最为管用的，简单地来讲，利用法家的理念，可以更长时间的维持国家统治，毕竟像桀纣那样的人是百年难得一遇，当然，一旦遇上一次，那必定也是家破人亡的局面，可是，中国人讲究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维持国家统治这条道路上，法家的理念确实比儒家、墨家更加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