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石一枫新作《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与读者见面。小说讲述了沿着铁路线漂流到都市的乡下女孩王亚丽，怀抱微小而实在的期待，希望通过努力在生活中前行。在亲情与爱情的双重剥削下，她主动选择“团契”的蹭饭生活。敏感于温暖所以回馈以热烈，忍辱是她清醒的生存策略，报恩是她守护自尊的底线。然而，现实却带给她一次又一次打击。从最低处升起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后依然顽强生长的，善的“玫瑰”。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石一枫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
石一枫在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今任教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者张慧瑜将石一枫到目前为止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石一枫的故事里都是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如《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等讲述北京青年人奋斗恋爱的作品，因语言幽默，思想独特，京味儿十足，一度被评论界称为“小王朔”；第二阶段石一枫有意识地进行了调整，开始写“他人”的故事，标志便是《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那个北漂女孩陈金芳，从陈金芳开始，石一枫开始了以北京人写北漂的慢慢探索，如《特别能战斗》中的小区大妈，《借命而生》中的没背景但有抱负的狱警，《心灵外史》中信气功、被传销集团诈骗的“大姨妈”，还有这次《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来自河南小镇的健身教练王亚丽和卖花女孩岳晓芬。
张慧瑜认为《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是某种意义上的老故事，因为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就在写王亚丽式的进城人。“这个小说很重要的是塑造了北京的一种特殊空间——麦子店。麦子店这个空间里面有很多历史的陈迹，石一枫持续在写北京底层平民的故事，他的小说像镜子一样让我们思考那些我们可能已经麻木的问题，这是现代文学的一种功能。”
▎麦子店的立体北京
为什么是麦子店？石一枫对麦子店太熟了。他的朋友中许多都住在麦子店，“北京超过一半的搞文化的人都在麦子店住过”——这是石一枫的原话。
“我老在麦子店吃饭，麦子店大家都常去，那边饭馆很多很好，良莠不齐，不像国贸只有高大上，不打领带都对不起餐厅。麦子店什么都有，乱七八糟，各国饭馆、哪儿的菜都有。夜里往往很晚我们几个男人醉醺醺从居酒屋出来，街上的风刮过去，旁边有人在吐，有人假装亲切，有人跳着脚打车。”石一枫在聊到这本书时说，一次深夜吃完饭出来，看到麦子店某条街对面面包店挂出来晚上十点都半价的招牌，突然觉得很苍凉，拽着朋友说，看见没有，咱们现在就属于半价的状态。这个每晚十点打折的面包店便成了《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王亚丽时常买打折面包的那家店。
石一枫眼中的“老北京”不是遥远的老北京，不是老舍的老北京，不是明清的老北京，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北京，是四十年前充满工业企业，如今成了文化消费圣地的北京，是麦子店的北京，是东部的北京，是各国大使馆聚集的北京，是充满艺术画廊的798的北京，是朝阳公园的北京，是高楼大厦俯瞰众生的北京，也是外乡在北京打工人的北京。
小说主人公王亚丽被街边西式面包店的华美吸引，却又因高昂的定价却步。她每天晚上下班后站在街角等面包店挂出打折的牌子，去早了不打折，去晚了就被抢光了，所以她每天如临大敌地等待。即便面包打折，一个“法棍”的价格仍然是超出王亚丽的生活水平的，如果从划算上讲，方便面显然更加实惠。但就是这样一位河南某小镇来京打工的女孩，在麦子店一老旧小区与八个女孩合租一间卧室，在健身房不断失业，男友是房产中介，对她充满嫌弃，在老家的母亲也处处挖苦她。她可能是石一枫所有小说中过得最艰难的一位主人公，但她仍然希望在生活的困苦绝望中，在冬天的寒风里可以抱着一只已经变冷变硬半价处理，但让她感觉到一点点“优越感”的面包。这只面包就是她的精神信仰，是她漂泊在大城市抵御孤单的武器，是她觉得与这座城市建立起一点点微弱联系的唯一桥梁。
故事里“团契”的居民区是金碧辉煌的高楼“胳肢窝下”夹杂的草丛。这些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厂宿舍小楼大多五六层、没有电梯、曾经的屋子里密集地住着北京东部各大工厂的工人。“后来工厂停工或外迁了，工人早就下岗转岗了，有的在别的地方买房了，有的跟着工厂外迁了，他们把房子租给来北京的外地人。”石一枫发现，麦子店周边有不少高档小区，但入住率极低，没有人气儿，一到晚上窗户全是黑的，反倒是这些“老破小”小区，户户爆满，热热闹闹，生机勃勃，充满人间烟火。“荒凉”的高档小区是一种北京，“腋下”的北京也是一种北京。石一枫从小在海淀长大，但他觉得麦子店有种神奇的“从公有制的宿舍楼里长出来的时髦”。“麦子店是独一无二的。我做过大城市的研究，上海没有这样的地方，只有北京有。”石一枫说。
▎从“北漂”到“新北京人”
写“北漂”“沪漂”等外地来到一线城市打工人的小说很常见，但像石一枫这样以北京“土著”视角写“北漂”，并常年坚持写各种各样的“北漂”的作家可不常见。用张慧瑜的话概括，早期石一枫写北京青年的小说是“以‘我’叙述生长生活在北京、受北京文化影响的人，以‘我’的精神世界内在世界感受周围的事物”。但这五年，石一枫在有意地远离这种创作，从写自己变为写他人。
“写作最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自我表达，作家有时候相信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才写作。”石一枫看来是这些年自己性格变化了，不再那么想要自我表达，接受自己更像普通人的一面，他恰恰通过写作逐渐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一般人，“写小说这事会让作者变得越来越理性，发现我原来就这样，无非如此，没有装疯卖傻的权利，没有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权利，也没有去肆无忌惮嘲讽别人、调笑别人的权利，这都是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他希望自己以职业作家的视角去处理世界，规划写作生涯。
从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说，无非是作家本人的经历、作家身边朋友的故事或新闻报道中获得的灵感。但石一枫的创作完全不是这样，他（后期）小说的主人公们与他本人生活状态相差巨大，石一枫作为北京出生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就职于体制内纯文学刊物的一位职业作家，过着相对稳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可以想象他本人的生活内容与他笔下这些北漂们的距离。所以石一枫总被问到这个问题——写“北漂”你觉得有隔阂吗？
的确，在这个飞速变化且极具分化的世界，不管是严肃文学还是大众文化，都缺乏令读者真正感同身受的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情的壁垒”，作家因为与笔下人物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远，而很难在情感上真正达到相互理解。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体验生活有意义吗？许多知名作家在成名之后，收获了大把机会和时间去“体验生活”和四处采风，却再也写不出曾经才气四溢的作品了，因为他们描写的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也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
石一枫这些年的创作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北京经历了现代化发展迅速的几十年，以前麦子店是“店”，三里屯是“屯”，中关村是“村”，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大都市中的外乡人（或者叫“新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如今北京东三环到东四环之间变成了商业核心区。然而从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跳跃到极具个人主义的，个体联系非常微弱的、家庭单元不断缩小的都市社会，人又该如何寻找精神归属？石一枫看来，人是渴望自由，但同时更渴望安全感，现代社会对个体的阻隔令人与人之间产生紧密的关系更为困难。就像农业社会的传统家族，工业社会的工厂，后工业社会的人也在不断寻找一个能够产生保护的“集体”。无疑，这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策略。
▎寻找归属感的当代人
石一枫 罗晓光摄
这部小说写于2019年末，彼时疫情还未暴发，设想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年，那么在健身房上班的主人公王亚丽恐怕会生活得更加艰难。许多人将石一枫的上一部小说《心灵外史》与《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看作姊妹篇，讲述的都是一代人寻找精神信仰的故事。《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是《心灵外史》之外另一部强大而坚忍的“不信史”，写的是一个人去盲信的过程：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拒绝成为乞讨者，拒绝抱团取暖的诱惑，在强者面前保持清明的自我。
石一枫认为，他的写作宽度在这部小说里变得宽了点。他坦言，写作最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自我表达，作家有时候相信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才写作。而现在，他更多的是写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故事是无穷无尽的。“这些年我们能够发现的生活里的空间有很多，有人在文学里发现了县城，有人在文学里发现了小镇。北京这个空间中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我们在发现里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中国是一个高度世俗的社会，人的信仰应该以什么形式体现，在信仰的过程之中人的精神上会发生什么变异的过程，这是《心灵外史》和《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想探讨的问题。”石一枫找到了写作“形而上”的意义，便是探索人的心灵，为什么人会迷茫？为什么人会疯狂？为什么人会相信漏洞百出的东西？
“好多作品其实都是在解决你究竟属于什么的问题。”在漫长的转型期，其实“麦子店”也是一种“龙须沟”。对于《心灵外史》中的大姨妈来说，信灵修有用吗？“我”作为京城一家媒体的记者，求助心理咨询有用吗？《玫瑰开满了麦子店》里岳晓芬笃信神灵有用吗？王亚丽什么也不相信有用吗？每个人都在寻找答案。石一枫给了王亚丽和岳晓芬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但他也直言现实中可能不会是这样。他相信人有“一念之善”，但人性往往更加复杂。
许多作家在关注当下的北京，从十年前的王朔、刘恒，到如今的邱华栋、徐则臣，随着一代作家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转变，未来会有更多关于“新北京”和“新北京人”的小说出现。五年前采访石一枫，他说想摆脱“小王朔”的标签。看《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我想读者绝不会联想到王朔，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功了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陈梦溪
流程编辑 邰绍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