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用“三审三校”制度筑牢质量“防火墙”
主 持 人：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总编辑 丁以绣（左一）
对谈嘉宾：中国出版协会编校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增顺（左二）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 李清霞（右二）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尹涛（右一）
总编辑会客厅第二期（上）
总编辑会客厅第二期（下）
“执行‘三审三校’，制度是关键，人才是根本。”
“建议在现行编校制度里加上重点图书付印前审读这一环节。”
“‘三审三校’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只能增加审次或校次，不能减少。”
10月28日，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创办的访谈类融媒体节目《总编辑会客厅》录制，本次访谈为《聚焦高质量出版系列》的第二期，主题为“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
在108岁中华书局古色古香的会议室里，围绕上述主题，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总编辑丁以绣与3位嘉宾——中国出版协会编校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增顺、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清霞、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进行了深度探讨，干货满满。
谈意义
主持人：关于出版物的编校问题，人们口头上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无错不成书”，言下之意就是没有编校错误的出版物是不存在的。这好像消解了大家对出版物错误严重性的认知。但其实，出版物质量的高低关系着读者的切身权益，也关系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三审三校”制度就为图书质量筑起了“防火墙”，最大可能地保证图书出版质量。请几位先来谈谈做好“三审三校”为何如此重要。
张增顺：在座的都是我们出版界的同仁，都对图书的质量十分重视。“三审三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编校方面的一项基本制度。“基本”体现的重要性，在于其“基础性”和“关键性”。所言基础是要求必须做的，所言关键是要求必须确保图书质量。
为什么说是“基本”？回顾历史，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确认一切采用的稿件实行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1955年4月，社长批准改为总编辑终审决定。至今，《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明确要求：“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
我此前一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9年前从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下来，又在韬奋基金会做事。作为一个已经工作了40多年的出版人，有时我扪心自问，冷静反思：如果我们的出版产品质量，尤其是编校质量不合格，谈何精品建设；出版物没有精品佳作、力作，谈何出版强国建设，谈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谈不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等等。换句话说：编校质量有保证，图书质量才有保证；我们才有资格、有底气说出版业的繁荣是实实在在的，是经得起读者、社会和历史检验的。
李清霞：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是保证出版物质量的关键环节和最基础性的工作。
一方面，这样能够遴选出更优质的作者；另一方面，“三审三校”制度在书稿内容把关和提升出版物质量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确保导向正确。对书稿的政治方向、内容导向和价值取向进行把关，确保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二是提升书稿的出版价值。在审读和加工过程中对书稿的学术性、艺术性、创新性和可读性进行判断和提升。三是提高书稿的内在质量。对书稿的整体结构布局、逻辑合理性进行优化。四是通过技术加工使书稿文通字顺，保障编校质量，美化阅读体验。
还有，“三审三校”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人才队伍建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培养出版业的精兵强将始终是出版单位的一项根本任务，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编辑通过对书稿的审读、研讨、核查和修改等工作，丰富了知识储备、增强了把关意识和能力、提升了编辑加工技能。2018年，北京出版集团制定了审读导师工作条例，推行导师制，即由各生产部门指定资深编辑作为导师，在新编辑审读稿件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培训，更好发扬了集团编辑业务“传、帮、带”的优良传统。
尹涛：对于“无错不成书”这句话，我是这么看的，我国每年出版50多万种图书，在这么大量的图书面前，错误的确不容易根治，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三审三校”作为程序保障，特别重要。
人的认知确实有限，每个审次校次的审校者，都有各自的侧重点和各自的知识背景，作为个体，疏忽走神的情况也不可避免。“三审三校”在总结我们过去的教训和经验的基础上，作了一个制度设计，从实践当中来看，通过“三审三校”的严格程序，才能互相补漏、互相搭台，合力提升书稿校对质量，才能将图书中的错误降到最低。
有的人认为，现在都是电脑发稿、电脑审稿，是不是可以少一个校次，或者“编校合一”。但我们始终认为，“三审三校”如果没有坚持到位，特别容易出问题。坚持好“三审三校”，图书质量才能有所保障。
说问题
主持人：近年来，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连续开展“出版物质量年”专项检查工作，连续多年公布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名单。2017年8月印发的《关于重申“三审三校”制度要求暨开展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中提到，一些出版单位内部管理失范，造成图书质量不合格的问题。这些图书有的内容质量存在导向问题；有的差错率较高，编校质量问题严重。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三审三校”制度落实不到位。请各位谈谈当前出版界“三审三校”存在的主要问题。
张增顺：我们都认识到，“三审三校”对出版工作十分重要，但实际上出版产品总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三审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例如，减少审次，三审变二审，甚至一审；或者一人兼顾多个审次等。有不少出版社在编辑加工环节，复审只审书稿的几分之一，终审只看前言、后记等。在图书质量检查时，凡是不合格的产品，细究责任，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坚持书稿三审制。
在校对环节，也不乐观。我们依据近年来中国出版协会编校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工作研讨会、编校人员培训班所掌握的相关情况和数据，曾对全国一些出版社的校对工作现状（包括专业校对机构的设立情况、专职校对人员的配备情况等）进行了宏观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3种情况：
一是传统的大型出版社基本保留专门的校对部门，并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校对人员。机构设在出版部、生产部内。但这些出版社普遍面临校对工作量大，专职校对人员人数有限的问题，需要大量使用外校或者校对公司。普遍的做法是校对公司只负责初校、二校，由出版社专职校对进行终校，形成了以本社专职人员为骨干，以社外校对力量为重要补充的格局。
二是部分出版社只保留少量专业校对人员，编制挂靠在总编室，主要进行校对业务管理，具体的校对工作全部由校对公司承担。
三是个别的出版社已经撤销校对科，也没有专职的校对人员。校对工作或者交由校对公司负责，或者由编辑人员通过“编校合一”、交叉校对来完成。
李清霞：当前出版界“三审三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分析之后认为大体有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制度贯彻落实不到位。因图书生产周期加快、编辑审稿任务繁重等原因，有的出版单位出现了缩减“三审三校”环节、将审稿工作“外包”，或虽然完成“三审三校”环节，但存在审校质量不高、稿件遗留问题较多等现象，造成图书编校质量下滑。
二是编校人员专业素质尚待提高。一些新入职的年轻编辑尚未完成系统的岗前培训就投入一线工作，对现行法规和行业标准缺乏了解，其他学科专业的编辑对本专业之外的党史、国史、军史等领域知识知之甚少。有些审稿编辑的知识结构无法与书稿保持较高的匹配度，在有效甄别书稿问题方面存在困难。
三是人才培养周期长。出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一个成熟编辑的养成需要在岗磨砺多年，且出版行业涵盖的知识领域和细分门类众多，对编辑人才的综合业务能力要求高，要求既是“专家”又是“杂家”，因而编辑人才难以在短期内速成。
四是“以编代校”或“以校代编”影响图书质量。当前，个别出版机构为了缩短出版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未设专职校对，实行“编校合一”，导致图书编校质量下降。编辑和校对是出版工作的两大重要环节，虽然工作内容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不能互相替代，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共同保障出版质量。
尹涛：当前出版界“三审三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是专业化水平的问题。在大众出版占据主流、出版产业化的背景下，专业化提得少了，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我理解的专业化，一方面要有非常精湛的技术，另一方面是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儿。
编校队伍的专业能力，是出版社最核心的能力，这是常识，但在实施层面，情况表现不一。校对科是传统出版时期的标配，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出版社已经没有自己的校对部门，通过外校或者编辑自校完成书稿各校次的任务。
外校的缺陷是明显的：一是外校队伍缺乏长期系统的专业训练和培养，水平参差不齐；二是校对的责任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标准尺度不统一；三是即使出版单位与外校长期合作磨合，考察遴选，淘汰率和流动性也大，人员不固定。
编辑既编又校，首先在流程保证上就有缺环，容易顾此失彼，校对的功能和作用被大大弱化。“编校合一”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出版企业自建校对队伍，在目前环境下也有各种困难。校对岗位存在因待遇没有竞争力，导致多年培养的校对人才流失的情况。
中华书局一直重视校对队伍的培养，在出版业特别是书稿编校情况发生巨变的形势下，及时调整校对队伍建设方向。在2010年年底，我们通过社会招聘延揽了一批有经验、有基础、有兴趣的年轻人加盟中华书局，2011年在古籍出版中心组建了编校部，他们有的从事过古籍编校工作，有的受过良好的文史教育，关键是对古籍有兴趣。经过几年工作积累，目前调整为服务全局的独立建制，十几位有志于校对工作的年轻人，经过几年的培养进步都很大，是书局重点项目实施的主力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抓三审
主持人：审稿是出版单位内部制度性安排，最终要通过编辑个人来落实。请问怎么做才能将三审制度落实到位，真正起到把关作用？
张增顺：刚刚大家提到“编校合一”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补充几句。我认为不能“编校合一”，我也曾写文章鲜明地表达过我的态度。“编校合一”的做法违反了编校工作的客观规律。首先，编辑和校对是出版工作中保证图书产品质量的两个重要环节，是消灭编校差错的两道重要防线，是生产流程中两个不可缺少的、不可分割且不能相互替代的独立工序。
编辑环节是编辑人员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对书稿进行检查、修改、润饰、标注、整理提高的过程。书稿经过编辑加工，要做到消灭差错，弥补疏漏，规范文字，提高总体质量水平和可读性，达到能够发稿的要求。
校对环节是校对人员依照“编辑加工后的原稿”对排版后的校样进行核对、订正和审读的过程。校对是编辑工作的继续。校对发现原稿有错漏和不妥之处，应及时提交编辑部门解决。与编辑加工不同的是，校对人员无权改动原稿，只能提出疑问，请编辑人员研究处理。如同校对人员不能代替编辑一样，编辑也不能替代校对，校对工作有自身的规律，是一门学问。
回到我们的问题，我认为编审环节有3个关键点，需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一是“初审、复审和终审”3个环节缺一不可。二是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三是三审责任制是出版工作的常态，通常讲审稿三审和编辑加工三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审稿三审后决定作者交来稿件的取舍，编辑加工是审稿的继续，三审后决定编辑加工是否达到发稿要求。二者不能取代，也不能合二为一。
李清霞：我们集团多措并举，保证三审制度的坚决落实与严格执行。
一是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严格和明确各环节工作人员的职责。按照《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等上级主管单位相关制度和要求，集团先后制定《关于图书编辑工作流程的管理规定》《选题审批程序管理规定》《关于书稿复审和终审的规定》《编辑加工质量要求》《关于发稿“齐、清、定”的规定》等一系列配套制度，要求各生产单元严格履行初审、复审和终审程序，明确各审次人员的主要职责。刚刚张主任提到的编辑加工之前的三审，我们集团对于重点图书和重点选题一直都是如此执行的。比如我们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北上》《云中记》等，均是如此。
二是对“三审三校”工作进行检验。集团专设质量管理办公室，制定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按一定比例对图书质量进行抽查。我们还制定了《出版物阅评管理办法》，建立集团出版物阅评专家库，定期对重点图书进行内容导向和编校质量的进一步审读把关。集团每个月都会推出一期《质检月报》，通报上个月出版的新书的差错。《质检月报》会下发到集团各个部门，目的是让大家了解全集团的编校质量情况，同时也给他们增加学习的机会。这些都是对“三审三校”工作的延续、强化和检验。
去年对拟参评“五个一工程”奖的10余种图书，我们聘请了40余位专家进行反复审读。一般的图书我们会按一定比例抽检10万字以上，规模更大的图书会对应地抽检更多字数，低于10万字的图书是审读全书。
三是加强编辑人员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集团通过多种形式培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比如2018年，集团出台了《优秀中青年编辑奖评选办法》，评选出了10名优秀中青年编辑；在《优秀出版物奖励办法》中设立优秀审读报告专项奖。通过评选工作，激发了年轻编辑干事创业精神，提升了对出版事业的认同感和对编辑工作的责任意识。
尹涛：听了李总的介绍，可以看到，各个出版社在抓“三审三校”上的办法都是异曲同工。“三审三校”从低的要求上来看，是要出错误比较少的书，从更高要求来看，是要出精品。实际工作中，3个审次是否做到做实是难题，二、三审缺位或不到位问题，值得重视。关键在各审次是否按规定要求完成实际审读的篇幅，尽管二、三审是后工序，但是也必须像初审一样逐字逐句审读。个人工作体会，只要你逐字逐句审读过书稿的50页、100页，书稿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问题一定能发现。因此我们的审读流程单对各审次审读的页码是必填项，置入ERP，不填审读页码区间，审读意见不够字数，流程都是走不过去的。
这些年，我们常说程序保证质量，这也是我们重大项目“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理念。程序有缺环，靠后工序人工干预，很难起到全覆盖的效果。
我们的书在下厂印刷之前，还有一道程序是质检。中华书局成立了质量控制中心，会请控制中心的校对对书稿进行抽查，差错率超过出版管理规定的标准的书，一律打回去重新来。印刷之后会再次进行质检，如果有问题，同样是打回去。两次质检都采用“责任编辑负责制”。
强三校
主持人：今天，随着科技发展，校对软件部分解决了出版物校对问题，但远没有达到人力可以完全“放手”的程度。那么，怎么做好三校？
张增顺：出版社应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有条件的出版社应建立专业的校对部门。每一种书都要指定一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人员为责任校对。聘请专职校对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校对职称和丰富的校对经验。
出版社坚持“三校一读”制度，这是校对工作的基本制度，要求3个校次缺一不可，对重点出版物，应当增加校次；“三校一读”必须是不同的3个人交替进行，不能由一人校对两次或三次；终校必须由本社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职校对人员担任。
有一个经历，让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依然常常作为一个故事说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在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重点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时，首印500万册。该书付印前，我正在西北出差，得知所有审校流程都已走完，即将付印，我有些忐忑不安，心里不踏实。于是，我决定结束出差，提前回京，并迅速组织没有参与本书编校的30多位年轻编辑像读新书一样进行审读。果不其然，发现了重大纰漏：参与审读的一位青年编辑是学法律的，她发现书中部分内容表述有问题，细查原稿才发现是作者和有关编辑来回传稿子时错行造成的。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进行这次付印前审读，将会酿成大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会给出版社带来巨大损失。从那之后，我就要求出版社的重点图书在付印前必须像读新书一样进行审读，不管这个过程会增加多少成本都必须做。因此，借此机会我建议改进现行编校制度，强调重点图书在付印前必须审读。
李清霞：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为贯彻落实好三校制度，我们集团始终坚持审校分开，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管理办法，如《校对职责管理办法》《稿件校对工作流程》《校对质量管理细则》《责任校对制管理规定》《责任校对制流程说明》《重点图书工作要求及质量管理实施细则》等。在实际工作中，校对人员明确分工，各司其职。虽然现在很多作者交过来的稿件都是电子版，但是我们的校对还是保持着传统的工作方法，全程留痕，建立书稿档案制度，坚持一书一卡一表，保证各项信息完整、准确。各校次完成后由质量主管负责统计留错率与纠错率，每部书稿以“图书质量记录表”作为质量档案。退校样时，在扉页加盖校次章，责编取校样时，须在登记本上签字确认。
二是对重点图书强化校对管理。除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还通过对重点图书适当增加校次、严格印前和印后质检、实施闭环管理制度、执行责任校对制等举措，力求做到编校质量万无一失。要求重点图书的责任校对由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人员担任，具有较强的沟通、统筹能力，校对专业技术过硬，对校对全过程进行监督并负责终校。集团为重点图书开通绿色通道，在校对周期上予以优先安排。如为保证作为国礼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盛典图册》，仅校对环节就安排了6个校次，一次次的打磨确保这本图册得以高质量出版。
三是重视人才队伍培养。校对工作的专业性比较强，在保障出版物质量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其中人才资源是关键。京版集团是一家综合性出版集团，稿件种类繁多，对校对人员的能力要求日益增强，校对人员需要成为十八般武艺俱全的“杂家”。集团始终注重校对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建立校对环节指导人制度，通过以老带新、晨会学习、问题研判、参加各项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校对人员整体素质。除业务学习，还注重加强政策法规的教育培训。通过采取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如在《优秀出版物奖励办法》中设优秀编校质量奖等，使骨干员工获得成就感，保证了校对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尹涛：我们算一笔账，就很能明白校对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假如请一名专业校对一年的成本是20万元，20名校对一年就是投入400万元。如果图书出了问题，是400万元的损失吗？不是的，这对出版社的品牌是不可低估的伤害，不是400万元可以弥补的。因此，无论成本压力有多高，校对不可少。
对于中华书局来说，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校对人才，给他们提供不断成长的环境。
此外，我们想说，校对软件可能更适用于某些大众领域、界限明确的专业领域，没有普适性。就我们古籍整理出版来说，一方面，校底本的工作，校对软件校异同的技术暂时不能很好地解决；另一方面，古籍中文字使用和语法情况更为复杂，支撑校对软件的后台语料也不够充分，难以奏效。校是非更需要依赖人为判断。因此校对软件只能作为校对工作的辅助工具，绝不能取代人力。如果“放手”便会失控，出错误。
更理想的目标，校对队伍要做到“全”和“精”的统一。全，要使每名校对，都具有做责任校对的能力，拿到一部书稿能够独立完成文字处理、统稿的任务。精，要使每名校对各有优长，比如有的校对有天文学的背景，有的对格式更敏感。这样在三校安排上，就可以合理搭配，使每个人的专长最大化。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