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古代屠户身份低，可已是秀才的范进怎么照样被屠户岳父欺负？其实，结合《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这一幕很好理解。
首先，看似地位低的胡屠户放在明清年间的社会里，是响当当的“有钱人”。明清年间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吃肉”这事。且不说达官贵人，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长工们也能做到“夏秋一日荤，两日素……春冬一日荤，三日素”。
至于日常的肉食消费，更是越发火热，明朝学者谢肇淛曾出席一位监司官的饮宴，三桌宴席竟用了72只鸡和150斤肉。《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跑来攀交情的张乡绅，“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这奢靡风气，当时也流行到民间。供应肉食的屠户们自然成了刚需职业，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就以胡屠户骂范进的原话：“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一钱银子（10钱银子=1两银子）。”这样算下来，胡屠户一年收入大概是36两银子。明代正七品县官，年收入也就45两白银。胡屠户的收入，真心不少。
而且就这高收入，胡屠户很可能是“打了埋伏”。万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曾估算，在北京这类大城市里，从事屠户等行业的人，家产往往是“千万之资”。放在《儒林外史》的世界里，胡屠户未必赶得上“北京屠户”，但看看张乡绅之流的消费水平，就知胡屠户的腰包显然比普通百姓鼓得多。
对此，胡屠户十分自豪，当然敢跟女婿范进说：“我这行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面前装大？”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举之前，范进的这个秀才身份虽是朝廷功名，实际上严重贬值。
明初，秀才身份还十分显贵，享有“免赋税劳役”等特权。发展到明朝中后期时，这优越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变化快，秀才们的“补贴”早已不够用。外加朝廷日益腐败，秀才要读书求学，就得花钱打通关节，成本直线上升。明末的大多数州县，“穷秀才”往往占到当地秀才数量的一半以上，以致“贫不能葬，身无完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读书人只靠“读书”过日子，还一个劲往科场上奔，结局就是穷得叮当响，以至于范进的老婆都“不知猪油可曾吃过几回”。对这样的女婿，胡屠户当然有底气开骂。
面对“秀才女婿”，胡屠户可以骂得这般底气十足，面对“举人女婿”，就不同了。古代读书人阶层里，要论泾渭分明最大的，那就是“秀才”与“举人”。做秀才虽顶着功名，但温饱都成问题，一旦中了举，那就是一步登天。以明朝学者陈益祥的叹息说，只要一个人中了举，各色人等都来投奔。
看过如此“威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面对中举的范进，胡屠户立刻变脸，花样吹捧“贤婿才学又高”。范进“拜谢”了他，他就“再三不安”。一看张乡绅来了，他“忙躲进女儿房里”。就算屠户再有钱，和举人女婿，也不是一个等级啊。一部《儒林外史》，写的不止是世态炎凉，更有忍俊不禁背后真实的社会生活百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