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用是北宋真宗、仁宗时期的枢密长贰，其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担任枢密副使，天圣六年(1028年)罢枢密使，期间15年一直在枢密院任职。他生平最主要的功绩就是代表北宋与契丹议和，促成了澶渊之盟。但是随着曹利用久居大位，遂日益骄纵，最终被逼自绝。就其生平事迹来看，虽然他曾和丁谓联合打压寇准，但也并没有什么大的罪过，而早年的和戎之功也足以使其流传后世。但历史上对曹利用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有时把其划为反面人物。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大军南下侵宋，号称二十万。但是宋辽之间互有胜负，军事力量也基本均衡，故而双方都有议和之意。史载:“利用少喜谈辩，慷慨有志操。”其自陈:“傥得奉君命，死无所避。” 10真宗也被他无畏的勇气所感染，“乃授利用閤门祗候，假崇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于是，曹利用便前赴辽营，但当其至天雄军时，被不明真相的王钦若给扣了下来。史载:“孙全照疑契丹不诚，劝王钦若留之。”后来在真宗的手诏和王旦的书信下，王钦若才放行了曹利用，宋辽历史性的和谈即将正式拉开序幕。一波三折的宋辽议和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澶渊之盟达成。作为赴辽营谈判的使臣曹利用未割让一寸土地，而且坚持了岁币三十万的底线。
时势造英雄，值此风云变幻之际，曹利用凭借自身英勇胆气，毛遂自荐，挺身而出，以其微澜之功促成了澶渊之盟，功成的曹利用不仅进入了真宗的视野，也获得了真宗的青睐。再加上其后的岭南之功，尽心王事，故在宦海之中顺风顺水，澶渊之盟后仅十年便充枢密副使，又三年知枢密院事，可谓风光无限。
曹利用身为勋旧之臣，在真宗朝后期和仁宗朝前期，蒙受圣眷优渥。但是，随着久居大位，他日益骄纵起来，为日后的惨淡结局埋下了种子。曹利用的性格直接影响着他待人处事的态度，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惨淡的结局。总体来说，曹利用的性格主要有刚硬、狭隘和骄纵等三个方面：
澶渊之盟时，就已经有所显露。在请命去谈判之前，曹利用自陈:“傥得奉君命，死无所避。”真宗答应派曹利用之后，便嘱咐他，契丹要钱可以，但索地绝对不可。“利用愤契丹，色不平，对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还。’”真宗也被他对辽强硬的态度和无畏无惧的气势所感染。因为性格刚正的一面，使得其在澶渊之盟的缔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刚硬耿直的脾性有时又有负面影响，因此也遭到不少人的忌恨。章献太后对于内臣罗崇勋过求恩赏十分恼怒，故尔令曹利用对其进行说教。“曹归院，坐厅事，召崇勋立庭中，去其巾带，困辱久之，乃取状以闻。”曹利用对罗崇勋毫不客气的训斥，令其承受了巨大的侮辱，因此十分记恨他。后来，曹利用被罢枢密使，就有罗崇勋的报复在内。此外，曹利用最后自尽而死也和本身刚硬的性格难逃干系。在其从政治高峰跌落之后，一贬再贬，内心十分苦闷。随后，政敌们的落井下石，内臣宦官的侮辱使得曹利用不堪忍受。于是，在曹利用去再贬之地房州的路途中，不堪忍受随行内臣杨怀敏的欺侮，“遂投缳而绝”。
虽然狭隘的性格在曹利用身上不是很突出，但也不容忽视。曹利用和寇准的意见不合，身为上司的寇准斥责曹利用道:“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曹利用“由是衔之”。虽然寇准此话确实有轻慢之嫌，但和使气宰相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好刚使气的脾性，但曹利用还是把它深深地记在了心里，甚至日后和丁谓共同打压排挤寇准，在其罢相之后，以交结朋党为由使寇准一贬再贬。还有，曹利用的女婿卢士伦除福建运使，但嫌远不行。于是，曹利用为之请，乃改为京东运使。“(陈)执中尝劾奏之，利用挟私忿，出执中知汉阳军。”此可见，曹利用不仅有以权谋私之嫌，心胸也不甚宽广。而他这一性格也为他无形中树立了一些政敌，十分不利于其和文武同僚的相处。
这一性格在曹利用身上表现的十分突出。仁宗即位后年纪尚轻，章献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可见，真宗去世之后丁谓和曹利用位高权重，而居此高位也直接助长了曹利用更加骄纵，其骄肆之时甚至还会越轨僭礼。太后和宦官对曹利用的打压、迫害，很大程度上缘于他本人的骄纵。对于曹利用的跋扈，真宗在天禧中也有所察觉，但此时曹利用刚转枢密院正职不久，再加上钱惟演从中帮忙，真宗尚念其功劳，故而免逃一劫。但这也使得曹利用愈加骄横，进一步迈向了不测深渊。
天圣七年(1029年)，曹利用子曹汭被人告其逆谋，而其本人也因此被罢枢密使，没过多久便在贬去房州的路上而死。那么曹利用被打压身死的原因何在?
首先，他的性格及其待人处事的方式令其树敌颇多，尤以宦官居多。曹利用不恤宦官，“凡内降恩，力持不予”，使得左右内臣对曹利用怨恨颇多。上文提及的宦官罗崇勋和逼其自尽的内臣杨怀敏都是十分忌恨曹利用之人。所以，一旦有机会对他进行打压和迫害，这些内臣绝不会心慈手软。
其次，曹利用的骄纵影响太后的权势，是造成其悲剧的主要原因。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后，“亦严惮利用，称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帘前，或以指爪击带鞓，……太后颔之。……太后始疑其私，颇衔怒。”太后刘氏热衷于权势，从其垂帘听政期间的两个年号也可看出一二。“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于文‘日月并’也，与‘二人’旨同”，甚至有人把章献太后刘氏与“汉之吕后、唐之武氏”相提并论。太后对于曹利用的恼怒和怨恨，恰恰折射出其迷恋权势的内心。所以，当曹利用妨害到太后的权势时，其就已经被章献刘氏列入了必除的黑名单。所以，太后坐实曹汭之狱，以便借此对曹利用进行打压和迫害，最后独揽大权。
最后，宋朝防范武人的祖宗之法。赵宋自建立伊始就比较注意防范武人，太宗即位更甚。“以太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把自太祖开国以来统治的核心概括提炼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八个字，赵宋祖宗之法的核心便是如此。”对于曹利用的横肆，许多士大夫出于祖宗故事，十分注意遏制武人。“枢密使曹利用恃权骄横，(鲁)宗道屡于帝前折之。”太常博士范讽曾向太后进言:“今权臣骄悍，将不可制”，此权臣便是指曹利用。孔道辅也曾言:“利用及上御药罗崇勋弄威权，宜早斥去，以清朝廷。”可见，触犯了祖宗之法的曹利用，也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弹劾。如果他还不知收敛，骄横妄为，那么等待他的必是罢官免爵。
曹利用虽有污点，但也算得上是一位有功之臣，就其脾性、功业和结局来看，甚至与寇准有些许相似之处。寇准的性格以使气显著，其性刚直，做事率性凭喜好，心胸狭隘没有宰相之量;曹利用性格刚硬，心胸也不宽广。就澶渊之功来看，寇准凭借此功荣宠一时，名满天下，流传后世;曹利用也因和戎之功初显头角，进而飞黄腾达。寇准罢相，远离京师，最终在贬所郁郁而终；曹利用也因政治斗争被打压，直至被迫害致死。二人性格相近，都不擅于政治斗争，也不利于在政治漩涡中求存，故而都未得善终。二人的发达得益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二人政坛的跌落也是因为社会背景。可见，封建社会里无论你功劳之高，权位多重，只要妨碍到统治者的权势，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打压，甚至迫害。曹利用跌落尘埃的结局或可反映宋代社会政治的一些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