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韩家集、灯明寺等战斗中连遭损失，这使驻德州的日军旅团长安田大佐十分恼火。他把驻商河的纳见、临邑的渡边、宁津的石黑、济阳的雪野、盐山的山田、东光的滕井、乐陵的富泽文雄等部集中起来，四处搜寻我军主力，妄图报复。
一九三九年阴历二月十八日（阳历约在四月份），曾国华同志率领的五支队机关及其所属五团，来到陵县大宗家村一带短期休整。
大宗家村的东南面有个大洼。这里四周都是天然隆起的高坎，中间有块二十来亩的凹地，非常平整，很像现在体育馆里的足球场。支队机关便在这里开会演戏，进行抗日宣传。四乡八邻的群众纷纷涌来，坐在高坎上观看。这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但也引起了正在寻找我军主力的日寇的注意。
二月十九日晚，日军发现了我五支队驻扎在大宗家一带，同时也接到特务的密报，掌握了五支队的兵力散布范围和在大宗家邻村的驻防情况。于是，日酋安田大佐集结起快速部队两千多人，全是日军，其中步兵一千多，分乘六十多辆汽车，骑兵五百多，另外还有战车和炮兵，以浩浩荡荡的声势，风驰电掣的速度，星夜杀奔大宗家而来。安田企图用重兵偷袭战术，一举歼灭我军主力，以挽回他们前几次出师失利的脸面。确实，这次安田占有许多有利条件：他的旅团隶属于板垣师团，是日军的王牌；兵力、火器优予我军；掌握了我军兵力部署；夤夜出发，采取了趁我不备的偷袭战术……。因此，他以为自己的阴谋必定得逞。
大宗家是个不足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东南方向两三里处有个村子叫侯家；东北方向两三里处也有个村子叫赵玉枝家，同赵玉枝家相邻的还有小王村。五支队司令部机关及五团三营的一个连，一个骑兵警卫连，约四百人，在支队长曾国华、政委王叙坤，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参谋长刘正的带领下，驻在侯家，五团团部及直属队、特务连，约四百人，在团长龙书金、政委曾庆洪、政治部主任朱挺先，特派员谢甲树的带领下，驻在大宗家；五团一营的四个连及一个重机枪排（有马克沁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八挺），在营长温先星、教导员唐文祥、特派员高子贵的带领下，驻在赵玉枝家；其余的部队驻在小王村。因为头一天晚上支队司令部召开文艺晚会，驻在邻近的部队都出席观看，宣传队的节目比较精彩，部队和群众一再要求增加节目，所以散会很晚。第二天部队起床也就迟了些。二十日这天早晨八点钟左右，我军指战员刚准备开饭，便发现了敌情：
起先看到德州方向腾起一股尘土，迅速弥漫开来，遮天蔽日，直向大宗家滚滚而来，继而听到了汽车马达的轰响和烈马的嘶鸣。接着，便看到黑压压的敌骑，撒开四蹄，成散兵队形飞驰而来。敌骑后面是首尾衔接的一溜车队，车上的钢盔和刺刀在太阳的映照下，反射出贼亮的光。
曾国华、王叙坤等支队领导同志，发现情况不妙，想要指挥驻在各村的部队转移，但已来不及了。转眼之间，敌人已经狂飙般卷到。敌骑兵在离大宗家二三里处的一座沙丘旁勒马停下，作为机动驰援的兵力。敌步兵则跳下汽车，成两路纵队直插大宗家与侯家之间的地带。随后又左右分开，象两条蟒蛇将大宗家和侯家环绕包围起来；并逐步缩小包围圈，向两村步步进逼。日寇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不紧不慢地跨出直挺挺的步子，径直向前，眼里露出凶恶和得意的光。
敌人的气焰是那么嚣张，大宗家和侯家又无险可凭，但我五支队的指战员毫不畏惧，坚定沉着。他们大都是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平型关大战，能打能冲，善攻善守。当日寇逼近时，一部分战士已将手榴弹和机枪搬到村口，镇静地伏在地上；另一部分战士占据了村子四周的墙角、房屋、树干等，手指都勾着扳机。
日寇首先开火。一霎时，大宗家和侯家两村的外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村内光秃秃的枣树、白杨树上干枯的枝条，被子弹纷纷削断，扑簌簌落在地上。鬼子们挺着胸，分别向支队司令部和五团团部发起进攻。前排倒下去，后排又踏着尸体涌上来。
曾国华、王叙坤、刘贤权、刘正等支队领导同志，在一堵矮墙后面指挥战斗，研究对策。
曾国华望着前面黑压压的敌群说。“看来突围比较困难。”
“即使突围出去，转移也不容易。鬼子有马有汽车，速度快，机动能力强。我们走不了多远，就会被他们追上。被他们追上就不好办了，在旷野里我们更无险可凭……”刘正焦急地皱起眉头。
刘贤权想了想说：“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我们手头的兵力也不算弱。等到大大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再组织突围。到时敌人丧了元气就不敢追了。”
“对！”王叙坤眉毛一扬，“依我看，立即命令赵玉枝家和小王树的部队投入战斗。要他们袭击鬼子的骑兵，只要把骑兵干掉一大半，我们就可以突围转移。鬼子步兵的两条腿想追也追不上，他们有汽车也不能在田野里驶。,,'
曾国华觉得王政委的想法有道理，便摇电话给赵玉枝家的一营，命令营长温先星带领一营全部和小王村的兄弟营几个连，进攻敌人的骑兵。又摇电话给大宗家，要五团团长龙书金再坚持半个小时。
一营长温先星接到电话，立即命令小王村的部队迅速向赵玉枝家的一营靠拢。等到两村的部队合到一处，温营长一马当先，率领几个连的兵力，联成扇面队形，‘-在还没长出庄稼的田野里，一阵风似地掠过。他们象一堵环形的墙壁，朝停留在侯家附近一座沙丘旁边的五百多敌骑压去。
安田大佐和他的指挥机关，在离沙丘不远的一片枣树林里。他原以为在我支队机关和团部被围的情况下，驻在赵玉枝家和小王村的我军主力必定前去救援，所以，他留下骑兵，企图等我两村援兵出来的时候，用骑兵迅速将援兵冲散、冲垮，甚至全部吃掉。他没想到我军主力既不去侯家，也不去大宗家，反而向他的骑兵冲杀过来。安田慌忙指挥骑兵应战。敌骑兵挥舞着马刀，几百匹东洋马窜上沙丘，又倾斜着俯冲下来。顿时沙土飞扬，天昏地暗。
我步兵呐喊着，朝着敌骑兵冲杀过去。每一个战士都像一头凶猛的狮子，人人挺起枪刺，对付敌人的马刀，抵挡敌骑的冲突，伺机用刺刀朝敌骑的腿上、肚上猛戳。旷野的平原上，出现了罕见的步骑兵混战。东洋马纷纷受伤倒地，敌骑兵变成了步兵。有些胆小受惊的，失去主人控制的洋马，则悲鸣着落荒而逃，马镫上还拖着死鬼子。我军也有不少人倒下去了。倒下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挣扎着爬起来，死死地抱住一条马腿，非把敌骑绊倒不可。战场上血流成河，尸体横陈，其壮烈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但敌我双方都不肯服输，坚持在混战中较量意志、实力，都希望最终消灭对方，夺得胜利。曾国华等支队领导同志，听到侯家附近的沙丘一线杀声震天，人喊马叫，知道五团主力已同敌骑兵展开恶战。他们觉得现在应该突围如去，配合主力消灭敌人骑兵。于是决定，撤出守在侯家村西、南、北三面的兵力，并成一路，用j丕没有投入战斗的骑兵警卫连作为前锋，从村东突围出去。命令一下达，部队立即行动。
一直没有参加战斗的骑兵警卫连，早已憋不住了，听到出击命令，一个个立即飞身上马。他们从背上拔出明晃晃的马刀，然后一抖缰绳，百多匹健壮的骏马便从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冲出来，齐集村东头。接着，骑兵连一线展开，后面跟着步兵和支队机关，突然冲出村外，扑进敌人步兵阵地。日寇猝不及防，更没想到还有如此勇猛的一支骑兵队伍潜伏在村里，顿时惊慌失措，纷纷躲避。骑兵连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又直扑沙丘，协同五团主力，对敌骑兵形成夹攻。正同我步兵厮杀的日寇骑兵，见背后又有我军骑兵袭来，只得拨出一半人马，掉头迎战。
我军使用骑兵同敌人骑兵混战，这是冀鲁边抗战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壮举。阵地上，人相厮杀，马相踢咬，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骑兵喧嚷喊杀，马匹长嘶悲鸣，这一切景象，全被奔腾的马蹄搅起的尘土罩住了。
敌骑兵遭我前后夹攻，伤亡大半，剩下的也已精疲力竭。在附近枣树林里督战的安田大佐，见骑兵危急，便用旗语指挥包围侯家村的步兵，．停止进村烧杀抢掠，立即前来增援。
发现日寇的指挥所后，我支队领导知道打蛇先打头的重要，立即抽出一个步兵班和一个骑兵班，袭击日寇指挥所。安田大佐见势不妙，慌忙翻身上马，在卫兵的簇拥下落荒而逃。没逃出多远，就被我军掷出的一枚手榴弹击中。安田被手榴弹爆炸的气浪掀下马来，四五颗蚕豆大的弹片嵌进了他的脑袋，一命呜呼。
剩下的百十个敌骑兵，一看指挥官丧命，便撒马奔逃，。跑出一二里地才勒住马缰。准备前来增援的敌步兵，见骑兵窜远了，也吓得急忙逃命。
支队机关、骑兵连等和五团主力虽然杀退了敌骑兵，但五团团部仍被围困在大宗家，+同数倍予己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于是两处人马合为一路，又浩浩荡荡地杀奔大宗家，准备替团部解围。
五团团部的战斗是十分艰苦的。
团长龙书金、政委曾庆洪、政治部主任朱挺先、团特派员谢甲树等领导干部，自战斗一开始便亲临前线。他们分头在村庄的四面，和直属队、特务连的战士们在一起，抵抗日寇的进攻。鬼子见强攻不下，便架起掷弹筒、小钢炮，朝我方阵地狂轰滥炸。一座座房屋被炸塌，一棵棵大树被炸断。村东和村南都有大车道沟，本来是我军利用来当堑壕的，也被轰平了。曾庆洪，朱挺先，谢甲树等同志先后壮烈牺牲。我军一时被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大批敌人却趁机掩杀过来。我军失去了赖以掩护的地形地物，又见日寇攻击的势头相当迅猛，只得放弃村外阵地，退守村内。
在村内，我军同蜂拥而至的日寇短兵相接，展开了逐房逐屋争夺的白刃搏斗。日寇凶悍野蛮，我军更是勇敢顽强。
五团特务连的战士都是经过筛选的精壮汉子，一律的大块头，大高个，站出来齐刷刷地一般高低，威风凛凛。每人除了有一支快慢机以外，还有一把锋利的大砍刀。该连连长，个头一米八五以上，腰圆膀阔，紫脸膛，黑胡茬，像座铁塔。他舞起大刀来，寒光逼人。日寇见他厉害，便集中了七八个端着刺刀的鬼子，把他围在一个院落里。他面无惧色，大刀在他手上被舞得纺车般嗡嗡直响，一连削断了四五把刺刀，随后大吼一声，平地跃起，手中钢刀随着身子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旋转。围着他的七八个鬼子的脑袋，全部挨了刀。他刚立住脚跟，忽见七班长的身后有个鬼子举起了刺刀，他来不及喊叫，只是一扬手，大刀飞了出去，’削掉了那家伙半个脑袋。由此，八路军连长飞刀斩鬼子的故事，一直流传下来。
鬼子们倒下了无数。但这些头脑中灌满了武士道精神的亡命之徒，仍不肯退却，而且背后又涌上来一大批鬼子。整个村子里都是枪声里夹着喊杀声、惨叫声。鬼子的尸体堵住了胡同，这些尸体又将追逐奔跑的人绊倒。
村子里的乡亲们也出来为我军助战。有的躲在墙拐旁边，有的藏在柴堆里，有的爬到屋顶上，都朝着敌人扔砖石瓦片。，然而毕竟寡不敢众。最后，我军放弃了同敌人逐房逐屋的争夺，退守村子北部的一座保险院。
原来这村有个大地主，叫钟子敬，时年七八十岁。附近几十顷地全都属于他，这村所有的居民也全是他的佃户。因为这个村没有土围子，而他的住宅既大又坚固，所以被群众称为“保险院”。保险院的东、南、西三面都是些零星土屋，北面则是一片苹果园，苹果园被圈在院墙内。这保险院的围墙全是青砖到顶，洋灰抹缝，四角还有高高的角楼，像是矗立在村中间的一座城堡。
直属队和特务连控制了这座“城堡”，把机枪架在四个角楼和围墙垛口间，居高临下，横扫日寇。日寇也爬上附近的土屋，同我军对峙。刚才的两军自刃格斗，j现在又变成守城与攻坚。
团长龙书金在钟子敬的庭院里急速地踱来踱去。他曾摇过电话给侯家的支队司令部和赵玉枝家的一营，但都没有摇通。他估计这两个村一定也非常吃紧，可自己一时冲不出去救援他们，心里非常着急。 ，
钟子敬一门老小十余口人，大都盯着龙团长，眼里流露出惊恐和焦虑。
“龙团长，我们能顶得住吗?"钟予敬捋着悬胸的白胡子，向龙书金问遭。
“问题不大吧，我想拖到天黑总可以，到时再组织突围。”
“唉，早些天黑就好啦，再拖下去……唉，曾政委、朱主任、谢特派员、柳连长都是好人呵，早晨还活蹦乱跳，现在全都为国捐“…．，，钟子敬说着，眼圈红了起来。
龙书金刚想安慰老人几句，忽然觉察到屋子外面似乎有点异常。他凝神一听，发觉我方的枪声稀疏下来。“这是怎么回事?"他提着手枪正要出去看看，这时司令部作战参谋刘克正大步急奔进来：
“团长，子弹快光了，鬼子已逼到保险院的墙脚了，怎么办?"
“发动群众搬砖头，拾瓦片，决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
龙书金说着便离开临时指挥所，拔脚往外走。
“慢走，龙团长！”钟子敬突然拄着拐杖拦住龙书金，“跟我来，我有办法。”说完又朝围在旁边的儿孙们摆摆手：
“来，大伙都来帮帮忙。”
龙书金一时怔住了，他想这七八十岁的老头能有什么办法？但还是跟着钟子敬走去。
钟子敬走到后院的马厩，吃力地挪开一条牲口槽，再掀掉槽下的一块木板，顿时露出一个很大的洞口。洞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十几只木箱。钟子敬的儿孙们明白老爷子的意思，一齐跳下洞去，七手八脚地将木箱搬出来，里面分别装着枪支和黄灿灿的子弹。
“龙团长，别看我老朽不中用，但爱国心多少还有点。”钟子敬颤巍巍地说，“你们为保卫中华江山，能豁出性命，我怎能袖手旁观?这点小意思，：是我以前置下准备防盗护院的。” “谢谢你老人家。”龙书金激动地抓住老人的手。
钟子敬的儿孙们，扛起枪弹箱走出马厩。他的孙媳妇抽出一支手枪别在腰里。后来她在墙头上一连撂倒好几个鬼子。战士们得到这批弹药，手中的钢枪重新扬起威来。从保险院墙垛口间泻出的弹雨，把鬼子们赶退到三十多米以外，压得他们伏在地上抬不起头来。但保险院仍处在敌人的包围中。过了一会，敌人的后面忽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围困保险院的日寇纷纷溃退。原来曾国华同志带领部队赶到了大宗家。团部机关、直属队和特务连的干部战士们见援兵到来，士气大振，呼呼啦啦冲出保险院，杀进敌群，同曾国华等同志会合在一起，突出村外。
但出得村来，却不见了团长龙书金。于是曾国华等人又带着部队，再次杀进大宗家。
原来团部机关随同特务连等突围时，殿后的龙书金被一颗流弹打中，左臂肘骨被打碎，倒在地上，前面的部队没有察觉，径直冲了出去。同龙书金一起负伤的还有司令部参谋刘克正。两人又被敌入围了起来。
龙书金和刘克正一边用手枪阻击敌人，一边重新退进保险院，最后又被逼到保险院的马厩里，情况十分危急。他俩心想宁死也不能当俘虏，都留下最后一颗子弹。不多时，忽见敌人纷纷闪开，曾国华等同志率领部队冲进来了。龙、刘二人真是喜出望外，赶紧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曾国华等同志把他俩扶到马上，又旋风般杀出村外，然后直奔东北。日寇眼睁睁地看着我军横冲直撞，勇似猛虎，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忽而杀进村内，忽而杀出村外，现在又一阵风似地向东北方向撤走。他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敢追赶。
我军离开战场，径直越过大宗旱河。过河后休息片刻，便转移到宁津县的柴胡店休整。
大宗家战斗，从早晨八点开始，直打到傍晚四点。在这次战斗中，开始我方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但由于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打得坚决、顽强，终于消灭了日寇安田大佐以下五百余人，给敌以重创，打出了我军的威风。这一仗在冀鲁边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仗也震惊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东京的广播电台，为日寇的这一惨败发出了哀号。
周贯五同志简介：
1902年10月10日生于江西吉安宣化乡介富村。1926年在当地参加店员工会，1927年任乡农协副主席。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１军团任团、师、军团直属队特派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组织部部长兼锄奸部部长、第6支队政治委员，参与指挥韩家集战斗。1940年3月，在萧华、符竹庭先后转到鲁南后，任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941年2月起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政治委员兼冀鲁边军区政治委员，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冀鲁边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反“扫荡”、反“蚕食”、反摩擦斗争。1944年1月，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后，任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1945年8月17日，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命令编成山东解放军第7师，杨国夫任师长、周贯五任政治委员。在对日伪军大反攻中，与杨国夫、景晓村等指挥渤海军区南路部队，攻克寿光、收复广饶、易邑、桓台、长山、盖都、临溜、邵平等县城，与鲁中军区部队配合，扫清济南外围之敌。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抗日根据地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渤海纵队政治委员，南下干部第3支队司令员，参加周张、潍县、济南诸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军区干部部第二副部长，浙江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7年3月29日于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