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唐德宗上位时的操作，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明朝的崇祯皇帝：他们上台之后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把火都烧得大快人心。
比如说，他们一上台，都是严厉打压宦官集团。但是结果呢，他们都是很快栽了大跟头。
崇祯经过一番教科书高度认可的操作之后，就是让敌人打到了帝国都城下面。
然后呢，崇祯皇帝就又开始信任宦官了。看到崇祯皇帝又信任宦官，官员们都急疯了，因为您怎么能这样做呢？
崇祯皇帝的态度很简单，总而言之，不要再忽悠我了。我压制宦官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整个帝国好像没有人管了。你们想让我不信任宦官，这个很简单，你们自己争点气啊！问题是，你们怎么看，都好像是王八旦，能怪我信任宦官？
唐德宗一番教科书高度认可的操作之后，就是直接逃出了长安城。
然后呢，唐德宗就又开始信任宦官了。看到唐德宗又信任宦官，官员们都没脸说什么了。因为皇帝压制宦官的结果，就是在关键时候，差点连枪杆子都丢了；甚至差点连命都丢了。
你现在还敢劝皇帝压制宦官，皇帝就算不方便公开反驳你，明天有机会收拾你，肯定是不会犹豫的。
在代宗时代，皇帝有意无意纵容宦官收受红包；甚至有意无意鼓励宦官收受红包。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说，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阖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
这种行为，用高大上的理论看，自然是国家败亡的标志。因为皇帝纵容、鼓励宦官收受红包，这叫什么事？
但是从隐秘的权力运行原则看，这显然是加强宦官系统权威的一种手段。
各种军政长官愿意给宦官塞红包，无非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害怕宦官向皇帝说自己坏话。第二、希望宦官向皇帝说自己的好话。
只要各军政长官有这种心理，他们在各种权力竞争时就会争相讨好宦官。这样一来，皇帝就有机会把各种人事权力收回来。
一切是显然的，一个人想竞争某个职位时，竟然一心讨好宦官，皇帝决定让谁担当这个职务时，就会拥有足够的底层基础。因为谁敢拒绝皇帝的这种人事任命，那个给宦官发过大红包的人，也会玩命反对。因为皇帝有这种任命，是他们给宦官发了大红包的结果。这种人事任命不能生效，他们发过的大红包岂不是打水漂了？
关键是，一个人能不能竞争到某个职务，竟然取决于宦官的态度，在各种职务竞争中，更会刺激人们争相讨好宦官。
而大家都讨好宦官，皇帝的权力就增强了。
但是用这种手段增强皇权，会让皇帝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各种军政职务的竞争，竟然是依靠讨好宦官才能实现，这叫什么事？至于需要给宦官发红包才能实现，这更叫什么事？
后来，各大军区反对皇帝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各大军区的将领，全是通过讨好宦官取得相关职务的；关键是，他们还是借高利贷给宦官发红包才取得相关职务。这种将领遍布帝国各大军区，那还了得？他们当了地方大帅，能不想方设法贪污腐败吗？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
唐德宗按教科书操作时，还有一项重要的举措，那就是削减了中央政府的一部分隐性收入。
在许多历史阶段，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皇帝、皇后过生日时、过节时，或是官员到中央政府报到时，地方大佬都得给皇帝孝敬银子，谁给皇帝孝敬的银子多，皇帝就对谁好。
更有甚者，有的皇帝还留下地方大佬玩几圈麻将，当然了，与皇帝玩麻将，规矩你应该懂的，那就是你只能输，不能赢；甚至而言，你输的钱少了，皇帝还不高兴呢！
上末年尤贪财利，刺史、二千石罢还，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
看到皇帝这样玩，用大道理看，皇帝的吃相简直是太难看了。
其实呢，这是皇帝变相让藩镇纳税。因为这笔钱交给皇帝后，皇帝就会放到宫廷库房里。
事实上，中央地方一直在争夺税源。在中央政府税收力量不足时，通常只能跟地方政府玩大包干的政策，换而言之，每年你给中央政府交纳若干两银子，剩下的钱都是你的。
在地方势力巨大时，地方大佬听到“税”这个字，就会非常反感，因为这多少意味着中央政府插手他地方事务了。
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只能和他们换一个词，换而言之，我是皇帝，你是地方官，你从来不给我交税（或是交的税很少），过年过节时，你给我送点礼，总是应该的吧！我过生日、我老婆过生日、或是我儿子过满月、结婚，你总应该送点礼吧！
看到皇帝天天唱着“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XXX”；人们难免会感觉，这个皇帝真是想钱想疯了。
至于看到皇帝拉着你玩麻将，你不输个百八十万，就不让你下桌，这更是想钱想疯了！
问题是，当你深入思考时，就是另一回事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崇祯皇帝过生日时，如果也玩这一套，官员再哭穷，他也得拿点钱出来吧！而皇帝倒倒手，把这笔钱用于政府开销，多少可以解解财政上的饥渴吧。
说到宫廷的库房，人们常常有一种错觉，那就是这是皇帝用来腐败的。其实呢，这些钱依然是中央政府财政的一部分，只是直接控制在皇帝手里。
安史之后的大唐，这种现象也非常明显，那就是藩镇还得经常拿银子孝敬皇帝。皇帝生日，你得给皇帝献礼；元旦你得给皇帝献礼；端午节也得献礼、冬至还得献礼。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
这种行为，史书自然大力抨击。因为用大道理看，皇帝这就是贪财到了不可理喻的境地。
事实上，地方藩镇反对中央政府向自己地盘渗透时，经常用的理由就是皇帝逼自己压榨老百姓。总而言之，我们并不想压榨老百姓，实在是因为不压榨老百姓，就没有钱孝敬皇帝；再总而言之，只有我们实现了藩镇割据，才能阻止皇帝逼我们压榨老百姓。
因为类似的原因，唐德宗上位后，就不能再逼地方大佬过年、过节、过生日时，给自己孝敬银子。
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
总的来说，教科书的操作，通常都是大道理。它永远都会模糊现实中的利益博弈、争夺。
而现实的权力争夺中，皇帝永远相信闷声发大财。换而言之，许多事就是不能端上台面，但是你必须得这样玩。
最经典的就是让宦官掌握军权、财权、人事权力。这放到教科书中，就是错误的行为，问题是，晚唐皇帝都是这样玩的，偶尔想拒绝这样玩，随后也会因为栽了跟头，而变本加利的继续这样玩。
虽然说，宦官、朝臣、军人都是人，很难说哪个系统代表正义，也很难说哪个系统代表邪恶。但是，在舆论的争夺战中，宦官显然永远是以邪恶的化身出现，既然如此，皇帝信任重用宦官，这叫什么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