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赵之谦诗、文、书、画、篆刻无所不精。
在其艺术生涯中，篆刻最为突出，融合浙皖两派，融古开今，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儒、易大厂等人。
目前，学界对赵之谦篆刻风格流变的研究集中于1862年赴京之后。
这一时期，赵之谦和他的朋友胡澍、沈树镛、魏锡曾等，广交以潘荫祖为代表的大收藏家，并在京城分头搜集了各种碑拓、字画，赏奇析疑、鉴别真伪、考证年代、论文咏诗，大大开阔了眼界。
反映在篆刻上，则体现为“印外求印”理念的进一步成熟，在刀法章法上持续不断地从碑碣、钟鼎文、铸镜、六国币铭、秦诏版、汉金文、砖瓦刻、封泥、金石文字中汲取营养。
然而，学界也恰好忽视了，赴京之前的赵之谦随缪梓宦游石门、衢州、常山等地，由此接触名迹古物日多，临习了大量不同风格流派的书画篆刻作品；
在青年时代，赵之谦还结识了傅以豫、傅以绥兄弟及郭成勋等人，他们收藏的金石碑版、钟鼎权铭，都为他奠定了厚积薄发的基础。
鉴于对这一时期研究的薄弱，笔者依据现存早期印作的风格变化，特将该时期划分为三段，结合赵之谦的交游经历，详作解析。
一、1853年以前—学习浙派时期
大概是受地域风尚的影响，赵之谦的篆刻最早学习浙派，自称受陈鸿寿影响：“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则仅弃之。”他的至交魏锡曾也作过类似评价：“善学修能者，惟丁钝丁；善学曼生者，惟吾友赵?叔，不似之似，难为不知者道也。”胡澍言：“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
”从其现存印作来看，赵之谦在34岁结交魏锡曾之前，一直有模仿浙派的作品。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赵之谦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印作，是刻于1852年的“理得心安”白文印，字形方整，切刀迟涩，呈现锯齿状，作品章法也没有大的瑕疵，虽然显得有些中规中矩，但却显示出赵之谦的模仿把握能力。
另一方面，赵之谦17岁时跟随沈复粲学习金石之学。沈氏是绍兴著名的藏书家，他晚年与越中藏书家杜春生来往密切，杜春生撰有《越中金石记》，沈复粲有《越中金石广记》《小云巢金石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赵之谦的眼界。
赵之谦自1850年起进入缪梓幕府，在从事文笔之职的同时，也追随缪梓学习考证之学，与胡培系、胡澍、王晋玉、周丈等人同门，一同切磋学问和艺术。当时的缪梓“不薄辞章，不右宋，不左汉，主于有用”。
咸同时期，程朱理学兴起，推崇考据的汉学遭到排斥，沈复粲和杜春生比较推崇阳明心学，而缪梓在当时的学术争端中，明确地摈弃了门派之见，“访求遗闻故事，考载记，按图籍，识古法以准今时，征成败利钝之故，观斟酌变通之几”。这种治学态度深刻地影响了赵之谦。
在咸丰三年（1853）写给胡培系的信中，他谈道：“弟少事汉学，十年后潜心宋学者七年，今复为汉学。窃谓，汉宋二家其原则一，而流则殊。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周程诸子何尝不多读书？流极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子虚乌有之性命，此类为二家作奴，恐亦在屏逐例。
”黄宾虹跋《吴让之印存》：“赵?叔经学得常州学派之传，于治印不立门户……欲以其治经之学，通于治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赵之谦日后敢于打破浙派积习，兼收并蓄两家之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囿于地域风尚的限制，再加上缪梓、沈复粲皆非印人，赵之谦早年学习浙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852年，赵之谦“躬耻”朱文印，呈现长形，线条很细，用冲刀刻成，边款稍近颜字，刀法较稚嫩，也属浙派面目。
该印款曰：“涤甫夫子大人正。壬子四月，受业赵之谦记。”涤甫即宗稷辰，他与沈复粲交好，为咸同年间理学复兴的骨干人物，还为后者撰写墓志。咸丰二年（1852）宗稷辰来杭州讲学，赵之谦、周星誉、王星諴、李慈铭等人投其门下，请教学问。
躬耻
咸丰四年（1854）四月赵之谦自刻的“赵之谦印”朱文印和“益甫手段”白文印也都是学习浙派的佳作，进一步佐证了赵氏早期的治印渊源。
理得心安
二、1854—1861年—由浙入皖时期
（1）与傅以豫、傅以绥的交游—汉铜印意和追摹黄易。咸丰四年（1854），赵之谦随缪梓调署而客杭州府。他为金石收藏研究的同好傅以豫和其五兄傅以绥刻了一批印章。
傅以豫又名以礼，嗜藏书、金石，曾任福州府事、加盐运使，后官至正五品台湾府海防兼南路里番同知。傅以绥，字艾臣，号莱子，傅以豫五兄。傅氏二兄弟是以往学者分析影响赵之谦印风形成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股力量，但二人的交往，对赵之谦“印外求印”思想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傅以豫曾将其所藏金石器物辑成二册，题为《华延年室金石小品》（今已不可考），一册为古器物铭、泉币、化布，一册为造像题记，因赵之谦为小品题匣板而推测受之影响深远。但据我们考察，尚未发现存世的文字、图像记录能够论证这种观点。
因而关于傅氏兄弟与赵的交往，我们姑且从印章的受赠方，即傅氏兄弟的趣味来分析赵之谦印风的变化。傅以礼藏书颇丰，专门传有《华延年室题跋》，录有为收藏的印谱所作跋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为汪启淑的《汉铜印丛》所作之跋，傅氏有收藏《汉铜印丛》，专为做跋。
而汪启淑集印自周、秦迄宋、元，收藏达数万钮，辑印谱二十八种，最为人所知的当属《飞鸿堂印谱》，傅以礼的《华延年室集印》中说他见到的《飞鸿堂印谱》“印质不详”“例各不同”，未见溢美之词。
而且在题跋中还提到他收藏的汪启淑另外一套汉印谱，即《讱庵集古印存》，称“余斋亦有存本”除去流传的因素，傅以礼特选《汉铜印丛》和《飞鸿堂印谱》汉印作跋，可见品位。
汪启淑的《讱庵集古印存》序文中提到，“近世临摹盛行，既失古人淳朴之趣，而寡识者昧于甄鉴，赝刻惟就险怪粗俗……仆幼即嗜古印好古之家”，可以看出，“摹古”是这套丛书的基本品位，我们猜想，傅氏应该也是对这种风格有极大的兴趣。
从目前可以见到的《汉铜印丛》与该时期赵之谦所刻仿汉意的印来看，汉印在赵之谦的篆刻中影响作用可见端倪。“成相私印”白文印、“邓植私印”白文印、“寒邑私印”白文印均出自《汉铜印丛》。
更早的一位汪氏也引起了傅以礼极大的兴趣，即明朝《宝印斋印式》的作者汪关。汪关制印，不染时俗，一宗汉法，篆法精严，章法沉稳，善用冲刀。蒋香生太守得《印式》一套，傅以礼“借观累月，爱玩莫释”，并“以汉玉印易得”，可见推崇。《印式》所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汪关收藏印，一部分为汪氏自制印。
在本文看来，对于《宝印斋印式》，傅以礼似乎更看重汪氏自己的作品。他言《赖古堂印谱》后附有汪关手制印若干，而一直不知道有单独的《宝印斋印式》，得之狂喜，并称“尹子固不必藉人而转”。“张冣私印”、“宋长私印”、“万汤私印”便是汪关收藏的汉代私印。
汪氏自己的刻印，多依据朱文印、白文印的不同特点而进行发挥。他所刻的白文印与其所收藏汉印类似，呈现古朴的面貌。从以上二人的收藏及篆刻，不难看出傅以豫的趣味，即对严谨纯正、典雅静穆的汉印的爱好。此时的赵之谦的确也应傅氏之托，刻了几枚仿汉印意的印章送与傅氏。
咸丰四年（1854）赵之谦的白文印“以豫白笺”，款曰：“节子属仿汉印，刻成视之，尚朴老。冷君记。”这时的赵之谦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摆脱早期二陈的影响，从篆体上来看字体“尚朴老”，显得更为浑厚。与这枚印风格十分类似的是“以绥私印”白文印，款曰：“作小印须一笔不苟，且□浑厚□□□□□到此地步也。?叔为艾翁刻。”在风格上这枚印与“以豫白笺”极为类似，都是有意识地尝试摆脱浙派积习。
具体对比可以看出，赵之谦的这两方印有明显的仿汉印意味。但也还是有区别，以上所举汉印之“印”字，多上下一般体量，五五分；赵之谦的印字则下面明显长一些，三七分。而且在“印”字上半部份的处理中，三个撇均有明显转折，与一般汉印不同。在上文提到的二汪收藏中也仅有“部曲将印”白文印一例如此，属于少数。
“以豫白笺”
“白笺”二字在《宝印斋印式》中出现，如“志庆白笺”，但白字形态略有不同。总体来说，赵之谦的更加柔美、夸张。
另有“清河傅氏”朱文印，款曰：“抚汉人小印，不难于结密，而难于超忽。此作得之。冷君制。”虽言模仿汉印，但可以对比看出，与上文所示汉印形态有较大区别。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言：“古人书争，今人书让。至馆阁体出，则让之极矣。古人于一字上下左右笔划不均平，有增减，有疏密……天道也。”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从这方印的“氏”字可以看作是赵之谦在寻找布局疏密的尝试。
除了汉印，在汪关自己的朱文印中还有其他风格。如“家在凤皇山下”，我们从中也不难寻觅到傅氏兄弟的趣味。“陶山避客”朱文印款曰学完白山人，但就篆法而言，汪关的影子很明显。只是与上文情况相同，柔美、纤细的感觉依然存在。
同时，可以看到的是，虽然赵之谦渐失对学习浙派的兴趣，但他更倾向于向早期浙派代表—黄易的方向发展。傅以礼有一子，名傅栻，傅氏兄弟去世后，他们的收藏均留给傅栻，但傅栻无子，在他去世后将全数收藏留给侄子俞序文。俞序文有《荔庵印存》，辑录印章多来自西泠八家。其中有黄易之印“魏嘉毂印”等印。
赵之谦“艾臣读过”白文印款曰：“艾臣五丈属刻，为仿黄小松司马法。冷君识。”从字形上，方正饱满的字体取代了纤细阴柔的浙派程序化路线的字体，呈现出古朴的特点。
从直观的布局上看，黄易治印左边断右边连，赵氏则刚好相反，但在字体上又与黄易“魏嘉毂印”很相像，唯在具体笔画的粗细变化上略显生硬。#赵之谦#篆刻#傅以礼收藏
鉴于对这一时期研究的薄弱，笔者依据现存早期印作的风格变化，特将该时期划分为三段，结合赵之谦的交游经历，详作解析。
一、1853年以前—学习浙派时期
大概是受地域风尚的影响，赵之谦的篆刻最早学习浙派，自称受陈鸿寿影响：“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则仅弃之。”他的至交魏锡曾也作过类似评价：“善学修能者，惟丁钝丁；善学曼生者，惟吾友赵?叔，不似之似，难为不知者道也。”胡澍言：“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
”从其现存印作来看，赵之谦在34岁结交魏锡曾之前，一直有模仿浙派的作品。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赵之谦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印作，是刻于1852年的“理得心安”白文印，字形方整，切刀迟涩，呈现锯齿状，作品章法也没有大的瑕疵，虽然显得有些中规中矩，但却显示出赵之谦的模仿把握能力。
躬耻
咸丰四年（1854）四月赵之谦自刻的“赵之谦印”朱文印和“益甫手段”白文印也都是学习浙派的佳作，进一步佐证了赵氏早期的治印渊源。
理得心安
二、1854—1861年—由浙入皖时期
（1）与傅以豫、傅以绥的交游—汉铜印意和追摹黄易。咸丰四年（1854），赵之谦随缪梓调署而客杭州府。他为金石收藏研究的同好傅以豫和其五兄傅以绥刻了一批印章。
傅以豫又名以礼，嗜藏书、金石，曾任福州府事、加盐运使，后官至正五品台湾府海防兼南路里番同知。傅以绥，字艾臣，号莱子，傅以豫五兄。傅氏二兄弟是以往学者分析影响赵之谦印风形成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股力量，但二人的交往，对赵之谦“印外求印”思想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傅以豫曾将其所藏金石器物辑成二册，题为《华延年室金石小品》（今已不可考），一册为古器物铭、泉币、化布，一册为造像题记，因赵之谦为小品题匣板而推测受之影响深远。但据我们考察，尚未发现存世的文字、图像记录能够论证这种观点。
因而关于傅氏兄弟与赵的交往，我们姑且从印章的受赠方，即傅氏兄弟的趣味来分析赵之谦印风的变化。傅以礼藏书颇丰，专门传有《华延年室题跋》，录有为收藏的印谱所作跋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为汪启淑的《汉铜印丛》所作之跋，傅氏有收藏《汉铜印丛》，专为做跋。
而汪启淑集印自周、秦迄宋、元，收藏达数万钮，辑印谱二十八种，最为人所知的当属《飞鸿堂印谱》，傅以礼的《华延年室集印》中说他见到的《飞鸿堂印谱》“印质不详”“例各不同”，未见溢美之词。
而且在题跋中还提到他收藏的汪启淑另外一套汉印谱，即《讱庵集古印存》，称“余斋亦有存本”除去流传的因素，傅以礼特选《汉铜印丛》和《飞鸿堂印谱》汉印作跋，可见品位。
从直观的布局上看，黄易治印左边断右边连，赵氏则刚好相反，但在字体上又与黄易“魏嘉毂印”很相像，唯在具体笔画的粗细变化上略显生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