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那些年》悦悦
无论在什么时代,贫穷都不是无药可医的病症。但是,扶贫却绝非易事,因为这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精准找到“贫根”,需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更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力。所以,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都不是一般人。
在明朝,就有这样一位“扶贫干部”——周忱。他在江南主政22年,充分发挥自己卓越的理财能力,让江南这个曾经拖欠巨额税款的贫困之地重新恢复了繁荣和富庶。
周忱为什么能够“扶贫”成功呢?
接手“烂”摊子
提起江南地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富庶的鱼米之乡。然而,明初的江南却是另一番景象:经济日益凋敝,百姓深陷穷困。
事实上,当时江南经济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遗留问题。元末明初,江南地区战乱不断。朱元璋在打败了张士诚后,将其官员、子孙的土地,地主富户的田产都抄没入官,这些土地被称为“官田”。而且为了以示惩罚,明廷对江南世代征收重税。在这一带的重税区中,官员豪强对百姓的盘剥更是肆无忌惮,导致民生愈发困顿。
重税之下,江南地区的经济整体下滑,最后连税收都开始大量拖欠。史书记载,到宣德年间,仅苏州拖欠的税款累计已达约800万石。中央的财政税收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明宣宗眼看着江南经济积贫积困,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于是,他决定挑选得力人员前去好好整治一番。
这时,大学士杨荣等人向宣宗推荐了一位人选——周忱。
周忱在成祖时就已经入朝为官,之后在朝廷中沉浮了20余年。虽然身怀经世之才,但他一直都没能在朝廷中显山露水。在宣宗一朝,多亏了几位重臣的力荐,他的才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很快,他被宣宗任命为江南巡抚,负责总督江南财税。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忱确实是管理江南的不二人选。
首先,他擅长解决经济问题。一方面可以说他天赋异禀。据说,面对数以万计的钱谷,他一屈指便可计算清楚;另一方面,他还十分细心。比如,他会详细记下天气的阴晴风雨。于是,当有人谎报说某日江中遇到大风因而损失了米粮时,周忱很快就能判断出对方在撒谎,因为在他的记录中,当天江中无风。
其次,他深谙“扶贫”的方法。他擅长实地考察,常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外摸排情况,对地方的民情、环境都了如指掌;到江南后,他建立起了一个高效廉洁的团队,将苏州知府况钟、常州知府莫愚等大量人才收入其中,保证了政策的顺利实施;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一点巡抚的架子,十分体恤百姓,百姓也把他当成“知心人”,愿意和他分享疾苦、忧愁。
管理一个“欠费”的江南有多难?江南还能繁荣起来吗?对于这些问题,周忱用20多年的耕耘给出了答案。
找到“穷”的根源
周忱刚到江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到老百姓中,挨家挨户地询问情况。经过深入调研,他终于了解了拖欠税款的症结所在。
为什么穷?江南的农民最有发言权。
原来,农民不仅要正常缴纳政府规定的税粮,还有很多额外的负担:比如“耗米”(税粮在运输过程中形成的损耗,数额由地方官掌控),比如运送粮食产生的费用,甚至还有豪富大户因为不肯交纳“耗米”转嫁到农民身上的份额……杂七杂八的算下来,赋税就成了农民们不能忍受之重。
交不出税,农民为了逃避惩罚,只能选择背井离乡,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据记载,江南一些州县“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又导致土地得不到耕种。如此恶性循环,江南的欠税现象只能愈演愈烈。虽然,中央政府曾经在当地短暂地实行过免征或者少征税赋的政策,但这终归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收效几乎为零。
说到底,还是税制的问题。明确了这一点,周忱迅速采取措施:
他首先对税粮的数额做出了合理调整。比如,苏州的税额原本为280万石左右,周忱等人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和精密计算,将此地的田赋减去70多万石,其他各地也按照这个办法减征,从数额上减轻了负担。
其次,针对“耗米”引发的问题,周忱在宣德八年(1433),首次创立了“平米法”,对官田和民田一律加征耗米,数额按比例征收:征税重的加耗少,征税轻的加耗多。如此一来,官田和民田的税收负担不均、穷人和富人缴纳耗米不公平的状况得到了改善,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
改革总是会遇到阻碍。周忱曾向朝廷奏请将官田的赋税按民田征收,却遭到了朝廷中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还弹劾周忱是“变乱成法,沽名要誉”。所幸,周忱的改革得到了宣宗的大力支持,他的想法最后也得以付诸实践。
经历了赋税政策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江南百姓的生活终于触底反弹,渐渐有了起色。
改变“不合理”的收支细节
但是,周忱的目标并不止于此。他很快又把目光转向一系列的细小问题。
因为,看似零星的小漏洞,在合理管理之后也能省下意想不到的大钱。
第一,统一量器。之前,收税粮用的铁斛没有统一的规范,因此会有人趁机钻空子,利用“大斛入小斛出”做中间商赚差价。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周忱请求皇上敕令工部统一了铁斛的标准。
第二,节省管理费用。“粮长”负责征税,一般设有正副三人,是个“肥缺”。周忱大刀阔斧地改革了粮长制度:精简人员、简化工作程序,减少花在粮长身上的费用;各县在水边设立便民仓,完善粮食储存制度,避免了粮长从中营私。这么一改,粮长的权力减小,百姓受益良多。
第三,节省漕运费用。江南运输税粮到北京可以军运或民运。两种形式分开运转,成本非常高。尤其对于民运的运夫来说负担非常重:不仅花费高,还会耽误农活。在周忱的改革下,这两种方式接力协作:由民船运送粮食到淮安或瓜洲,之后交由漕军运抵通州。按照粮食的重量给付运费。这样算下来,总运费省下不少,农民和漕军也都得到了实惠。
此外,周忱还改革了官员的俸禄发放制度、马草收集制度、整顿了盐场秩序……经过这些“小修小补”,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得到了减轻,经济也变得更加井然有序。
让余钱“活”起来
周忱的一系列改革卓有成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几年之后,江南地区终于还清了积欠中央多年的税粮,而且粮食有了结余,也就是“余米”。
宣德七年(1432),江南地区获得大丰收,苏州的余米达到了七十万余石,为此还专门设置了“济农仓”储存。随着余米逐年增多,周忱将它们的价值利用得淋漓尽致。
第一,赈济救灾。眀英宗正统元年,淮安、扬州发生灾害。周忱启动苏州地区的余米支援扬州,助其平安度过灾年。
第二,公共建设。经济发展起来了,各种水利工程、学校、桥梁等也有了动工的底气。比如,周忱在江南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费用就从余米里出。
第三,民间借贷。意外失财的情况下,官府或个人可以借贷余米来应急;如果是农民来借贷,还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要先做一下借贷者的背景调查(家庭情况、田亩多寡),之后再视情况决定是否要借出粮米。如果借贷者信用不好,有借粮不还的情况,那么他就不会再有借贷的机会。而且周忱还很贴心地把还粮时间定在秋收之后,让借粮者“还有余力”。
第四,返还农民。如果余米剩余过多,过了正月之后官府还会放粮给农民。此举意在惠农,让他们开春努力耕种、秋收积极缴税。
取富于民,用富于民。在这样的灵活运营下,余米不再只是静静地囤在粮仓之中,而是成为了一种流动的资源,创造出了更多的价值。
曾经积欠赋税的江南,后来有了年年有余的富饶模样。之前四处逃荒的百姓,后来也能安居乐业,竟不知有灾荒。《明史》中这样评价周忱:“治财赋,民不扰而廪有余羡。此无他故,殚公心以体国,而才力足以济之”。
值得一提的是,周忱的继任者李敏上任后,皇帝曾经敕令他不要轻易改变周忱施行的种种制度,但是李敏没听。很快,周忱耕耘20年的成果如同昙花一现,江南又一次不复繁荣。
可见,横亘在贫富之间的不是什么天堑鸿沟,而是能否找对人、走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