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代买房有多难？连一代诗魔白居易都觉得“居不易”
时至今日，多少人谈“房”色变，尤其是北上广深这样地界，寸土寸金，买一套房，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关于买房的忧虑，古来有之，早在大唐，身为“长安漂”一族的白居易，就以身亲验了长安“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的至理格言。
白居易一生历经七朝、宦海浮沉，二十九岁中进士入京；近五十岁才买下自己在长安的第一套住宅，其间数年辗转奔劳、居无定所，冷暖苦乐，外人不得而知。
虽不得而知，然诸多史料文献诗词记载，仍能拂去历史的烟尘，为今人铺展一条较为清晰的白居易“京漂之路”，回溯乐天居于长安时的宅邸变迁，我们大抵能料想那时“长安居不易”的日常生活；而通过一篇篇诗词文赋，我们或许又能感受到他“浮生自乐天”的心境变幻。
一、初入长安：常乐里闲居
在《养竹记》中，白居易回忆到自己初入长安的境况：“贞元十九年春（803 年），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初来乍到的白居易，选择以租赁房屋开始自己的京城生活。
说到租房，不得不提到一点：唐代中央集权制度趋于成熟，国家官职完备，权力运行机构环环相扣而人员众多。据《文献通考》卷47可知，赴京任职者已达两千多人，他们携家带眷，奴仆甚众，更遑论还有数倍于此的长安原住民以及慕“国际大都市”之名而来的异国胡客。
在这种住房紧张的情况下，租赁，成为了长安城内流行的住房形式，而白居易，在这种潮流和对自己身为九品官员的经济实力考察之下，选择了租房这一形式；这一选择，便是数年。
常乐里位于长安城的东北边，地段不错。《长安志》言：“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整个长安城的格局大抵是东贵西富、南虚北实，越向南走越是荒凉。此后的白居易再没往北边挪过半步，越住越南，也是令人唏嘘。
地段虽是不错，但内里还是清贫了些：“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不过对此，白居易并不大在意——“谁能雠校间，解带卧吾庐。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他这日子可惬意得很呀。
虽是处于名利场的漩涡中央，但白居易这一时期的生活，清贫又自在，其中苦乐孰多，不言而喻。
二、首次迁宅：华阳观隐居
贞元二十一年春（805 年），白居易离开了常乐里居所，来到了永崇里的华阳观居住。《唐会要》中明确记载着华阳观的历任主人：玄宗之女兴信公主，穷极奢靡郭英乂，代宗之女华阳公主。
两位公主一豪强，可想而知，华阳观曾是多么炙手可热的“京郊景观别墅宅”；如今虽奢靡不再，但其景色宜人、环境清幽，也仍是文人墨客观花赏月、诗酒风流的胜游之所，乐天迁宅至此，着实是捡得一手好漏。
运气从来眷顾早有准备之人，他的选择实有其他更为现实的考虑。其诗《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有云：“杏坛住僻虽宜病，芸阁官微不救贫。”，从中便可察觉出两点缘由来，一是养病；二是经济。除却这些，不可忘记此时恰好校书郎三年期满，接下来他需要潜心准备应制举，而这处住所，僻静清幽，确实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备考良宅”。
在这些因素之外，方便与元稹交游，或许是乐天心中一点小九九：元稹这时居于靖安坊，恰好与华阳观所在的永崇坊隔街相望。历史上合称二人“元白”，可见两人感情深厚，此时比邻而居，日日与游，实在是快哉。
在华阳观的日子，不可谓不是一种隐居生活：
“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年光忽冉冉，世事本悠悠。何必待衰老，然后悟浮休。真隐岂长远，至道在冥搜。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
诗中所描绘的画面与心境实在令人心向往之：暑气渐消，清秋在满地槐花不扫中随风雨、随蝉鸣而来；这里轩车不至，岁月悠长，虽毗邻闹市，然“心远地自偏”；生活清苦，粗茶淡饭已是满足；我乐天知命，无欲亦无忧。
后来他制举登科，浮浮沉沉，闲居渭南，远谪浔阳，刺史苏、杭，退居洛阳，最难忘却这一段华阳观里悠悠岁月。七十一岁的白居易在很久很久以后，与友人牛僧儒共话旧事时，写下这首诗：
“每来政事堂中宿，共忆华阳观里时。日暮独归愁米尽，泥深同出借驴骑。交游今日唯残我，富贵当年更有谁。彼此相看头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辞。”
读到这首诗，我每每欲落泪，李叔同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时，或许也是如此吧。“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当时只道，是寻常。
或许是命里有风，注定漂泊，带着对华阳观穷尽此生的追忆和惘然，白居易走马而过，前往下一处居所。
三、再次迁宅：新昌娶妻，宣平丧母
元和二年秋（807 年），从地方县回到长安的白居易在新昌里完成了自己一生的头等大事——娶妻，他的妻子是弘农杨氏的女儿，时居靖恭坊，与新昌坊距离不远。这一时期的生活是“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据诗所述，也是松竹相伴的清雅日子。
白居易具体何时迁往宣平坊又在宣平住了多久，妹尾达彦在《九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中认为是元和五年（810）五月以后到元和六年四月，据《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记载：“……夫人彭城之功封颍川县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
文中的“夫人”正是白居易的母亲。也就是说，虽不可确定白居易何时迁往宣平里，但他何时离开，是可以明确的。母亲逝世后，白居易即因丁忧回到下邽乡里，同年女儿亦不幸夭折。
这一时期的白居易经历了世间的大喜大悲，娶妻生子，丧母丧女。命运从来如此，不肯将喜乐单独赐福于人，生死无常，哪怕是诗圣如白居易，知命如乐天，也无可避免。
四、重返长安：昭国里清居
元和九年冬（814 年），白居易就任左赞善大夫，重返长安，居住在昭国坊，一路向南，昭国坊是比他之前居所更为清静的去处。居住在昭国里期间，他过着“归来昭国里，人卧马歇鞍。”“除非奉朝谒，此外无别牵。”的日子，听起来还算满意，除了上班实在是路途有点遥远。
好景不长，不久以后白居易卷入当时震惊朝野的武元衡被刺案中，左迁为江州司马；此后五年的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时期，是他漫长的流放期，不知道再次回到京城，他会不会有此去经年之感，阔别五年的长安，早已不是他心中的模样。
五、终置房产：新昌里定居
长庆元年（821 年）回到长安的白居易，官居五品，也终于置办了自己在长安的第一套房产，而这个时候，他已经年近半百。这座位于新昌里的宅子虽“省史嫌坊远，豪家笑地偏”，但白居易却是自得其乐，住的有滋有味：他在这里栽竹种松、焚香燃炉，煮茶扫琴、高卧加餐。
知命之年，几经贬谪，升升落落的宦海潮水早已将白居易推向不可回头的另一岸。在《吾庐》中他言“眼下营求容足地，心中准拟挂冠时”，已生归隐之意。
此后白居易外任杭州刺史，或许是江南烟雨的柔情缱绻使他彻底淡去对中央政权的追逐之心，长庆四年被征召入京，他自求分司东都洛阳，在洛阳，白居易“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池上篇》中描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看得出来，他对这洛阳的宅子很是喜欢。其后，他再次外任苏州刺史，直到大和元年（827 年）春，才回到京城新昌里宅。
后来他在《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中写到“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此时任刑部侍郎的白居易已抵达此生为官的最高峰，除却闲田野鹤、把酒桑麻，再无所求。
卖掉长安宅，归往洛阳居。这一走，白云浮日，再不见长安。
六、挥别长安，终老洛阳
白居易是喜欢洛阳的，正如徐凝诗中所言“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在洛阳香山的宅邸中，他自号“香山居士”，时时忆起过去的京城岁月，忆起华阳观的秋槐，新昌里的松柏（“唯忆夜深新雪后，新昌台上七株松。”）；忆起曾交游和诗、把酒话事的友人（“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先去我在后，一枝蒲柳衰残身。”）；忆起年少鲜衣怒马，而今“唯觅少年心不得”。
他很多次地追忆往昔似水流年，在一次又一次的溯洄之中，走向结局。生死如梦，或许在梦中，他回到过他的长安。
年少满腔热血，举身赴长安，“游宦京都二十春”，才终于置办了属于自己的长安宅邸，这里却终究不是白居易真正的归宿。他的一生，是这一时期，作为一位政府官员的一生；也是这一时期，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一生。
“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他来时，风华正茂一少年；他去时，白发苍苍一老朽。他来时，带着盛唐的余温；他去时，留下中唐的故事。
而我们又与他何其相似，少年离乡奔走繁华之地，在北京、上海……多少一线都市，包容了异客半生故事：我们在这里奋斗拼搏、挣扎沉沦，也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小家，或是租赁，或是购置，我们将它打扮成心悦的模样，种不下松柏常青，也有红花点缀；烹不了雪水煎茶，也有一回到家中便可开怀畅饮的冰冻可乐，陋室蜗居，幸好友人在邻；简衣粗食，只需有你有我。
回望白居易半世长安，虽多不易，顾自乐天。人，生亦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