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 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1234年联蒙灭金，1235年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可以说，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宋朝算不得最出彩。
从疆域广度来看，宋朝领土没有元朝广阔。从统一角度来看，宋朝也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可是，鲜为人知的，就是这般“无所长”的朝代，居然缔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昌盛期。宋朝的这种成就更多体现在政治方面，其统治者对内的控制力度以及纵深层面都是前朝难以比拟的。
仔细研究便会发现，自宋朝开始，中国历史就再未出现过严重的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样里程碑式的政治成果，不仅得益于宋朝历任君王呕心沥血的考虑，更与宋代注重防范弊端的“祖宗之法”，有着离不开的关系。在史书的记载中，王安石变法时曾多番提及“祖宗不足法”，那么，这“祖宗之法”到底是什么呢？
宋朝的“祖宗之法”并非固定明晰的成文法典，而是一组不断积累的综合体。这一“祖宗之法”是宋朝历任君王在“变国为家”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形成的，其中，不仅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措施，还囊括了身为统治者应有的治事态度。在宋朝多数士大夫看来，“祖宗之法”应是拥有具体内容的政策法规。
可从本质来看，宋代的“祖宗之法”更像是一种精神导向，即能够对统治者乃至整个国家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的毂轴。
关于宋朝“祖宗之法”的溯源，大抵要从宋太祖赵匡胤说起。
众所周知，赵匡胤仅靠一次兵变就登临了帝位，这与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相比，其获得皇位的过程显然更容易一些。可是，即便如此，赵匡胤坐上皇位后，依旧十分小心谨慎。或许是因地位和声望不足，宋朝初期的几位帝王执政皆殚精竭虑，“北宋盛世”由此开始。
正是因为宋初几位皇帝颇有作为，故其做法便被后来的赵氏子孙奉为了“祖宗之法”。当然，这“祖宗之法”并不是一套明确的制度，而是由一系列做法和原则构成的相对模糊的概念。具体来说，“祖宗之法”约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奠基者则是宋太祖和宋太宗。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立法与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
宋太祖所推行的“祖宗之法”的内涵是“防弊”，即 “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这种思考主要出于其对五代十国战乱的反思。后来，到了宋太宗时代，这一思想又被引申为“事为之防，曲为之治”。这一改变主要是因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即位方式颇受争议，为了体现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获得朝臣的服从，宋太宗便在其继位诏书中特意颁布了“事为之防，曲为之治，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的施政方针。
而这，便是“祖宗之法”最早的雏形。
不过，在北京大学的邓小南教授看来，“祖宗之法”应是在宋仁宗时期正式出现的。
若从其时代背景考虑，因是民族色彩的淡出、文武关系的转变催生了“祖宗之法”。而这些变化，也并非如宋人所说那般，取决于“祖宗”卓识的忽然转变。可以说，从建国之日起，宋廷规约“帝王”角色以期垂范后世的努力便一直在进行之中。
就内容来说，宋朝的“祖宗之法”，其实，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两朝施政的原则和规矩。若从精神层面来说，则是两朝君王施行法度的总结概括。
这也就是说，真正开始推崇“祖宗之法”的应是宋朝第三代君王——宋真宗开始的。说到宋真宗朝的“祖宗之法”，便不得不提当时“以方正端朝，以严重镇俗”的圣相李沆了。相传，宋真宗一次想要立刘氏为贵妃，并亲自写下手诏交给了李沆。可是，一向注重维护帝王形象的李沆，竟亲自烧了手诏，严词回复不可。最终，宋真宗听从了李沆的建议。
此事不仅体现出一代圣相对帝王形象的维护，更表现出了其效忠国家社稷，而非只听从帝王一人的理念。《宋史·李沆传》曾写道：“沆性直谅，内行修谨……动遵条制，人莫能干以私”，可见，宰相李沆确实是一位极度尊崇“祖宗之法”之人。据说，在其死后，好友杨亿为其撰写墓志铭时，特意提到了“深识大体，务行故事”，这也算是从侧面肯定了其严守“祖宗之法”的态度。
除了李沆之外，宋真宗身边还有一位严格恪守“祖宗之法”的宰相——王旦。据说在统治后期，宋真宗因沉迷“东封西祀”及“天书符瑞”等神道设教活动，一度废弛了政务。宰相王旦虽对宋真宗此举表示了妥协，但却仍以“恪守成规”为旗帜，阻止皇帝大搞封禅活动。所谓“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无所，不可听也”，凡宋真宗不听规劝，王旦便会将赵宋王朝视若国本的“祖宗之法”抬出来。
正是因为宋真宗十分忌惮以“祖宗”冠名的成文规范，宋朝士大夫阶层皆十分擅长用祖宗朝的制度典章来约束帝王言行。其实，李沆和王旦作为一代名相，其尊崇“祖宗之法”并非完全出于效忠皇权的考虑。他们虽然熟悉宋廷官僚制度的运作方式，但却依旧清醒的明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行为缜密，处事庄重，严格尊行制度规范。
这种几近偏执的尊法精神，一方面可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保障宋朝的长治久安，可谓是一举两得。
乾兴元年，宋仁宗即位为帝。执政初期，刘太后掌控着朝政大局，而这一现象显然严重违逆了宋朝“祖宗之法”中强调的施政原则。彼时王旦已经去世，而坐在皇位上的幼帝又仅有十二岁，正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为刘太后提供了干政的机会。
明道二年，干政的刘太后留下遗诰称“宜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并命仁宗皇帝与其商讨军国大事。此外戚干政之举，显然不符合“祖宗之法”，心生不悦的士大夫们开始极力寻找阻止皇太后摄政的有效依据。这期间，御史蔡齐曾以“抑未有闻于前代”为由反对太后执政，苏辙也评说“母后听证非国家典令”。
后来，宋仁宗采纳了士大夫的建议，并于次日删掉了遗诰中提到的“与太后裁决军国大事“之语，皇太妃干政局面由此结束。之后，随着时代推移，百来年的前规后矩都相继纳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使其内容十分驳杂庞大，外延边际也越发模糊了。
与此同时，这一提法也受到了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压力，处于不断修正、不断解释、不断更新再造之中。
可以说，士大夫对太后干政的反感，主要源于其对宋朝“祖宗之法”深入骨髓的理解和认可。
在他们看来，汉唐之乱或因母后干政，或因诸侯强大，或因权臣擅命，或因藩镇割据，而此等现象皆未在宋朝出现，可见，“祖宗之法”确实可以维持宋朝的长治久安。出于这种考虑，士大夫通常会选择用“祖宗之法”来约束帝王的言行，更会以此来保障国家的统治秩序。
简言之，“祖宗之法”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即：宋朝的“祖宗之法”不仅有其呆滞的一面，更有其弹性的一面。既非高不可攀，也非一成不变；既尊崇了先帝遗志，亦更新了成规定制。总体来说，“祖宗之法”不仅稳固了宋朝纲纪，还从侧面维护了政局和整个社会的安定。
而这，无疑就是“祖宗之法”的题中之义。
参考资料：
【《宋史》、《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