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清谈之风，始于魏之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是清谈的祖师和倡导者。
他们的虚无主义世界观，代表了当时上层士族们空玄的精神状态，适应了这些门阀贵族穷奢极欲的享乐要求，加上正始名士地位高、名声大，如“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遂使清谈之风在上层集团中迅速蔓延开来。
这一“正始玄风”，辗转到两晋时期，更变本加厉。
西晋后半期，王衍进一步把“祖述老庄”的清谈之学大加提倡，并愈加“玄虚”化。他终日清谈，“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于是，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清谈也成为一大风俗。
据相关史料记载，两晋之时，好清谈者，有文人学者，也有王公贵戚，有文武官员，也有风流皇帝，甚至连望族妇女也卷了进去，可见其风之烈。
到了南北朝时期，清谈之风仍然很厉害，以至连当时比较有为的统治者宋武帝都不能摆脱其俗。《南史·郑鲜之传》说宋武帝：“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
可知宋武帝对于清谈还是很愿意凑热闹、赶时髦的。
魏晋时代，武将尚清谈的还不多见，到了南北朝也有了，“家世为将”的沈演之就是其中的一个，《宋书·沈演之传》说他：“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
魏晋南北朝的这种清谈之风，危害极大，在它的影响之下，士族阶层中形成了一种只图享乐、不负责任的坏风气：“立言籍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
如此风气，使得当时“朝经废于上，职事隳（毁坏之意）于下”，伤风败俗，误国误政，莫此为甚。01 立言玄妙不务实
作为思想家，清谈家可能是最差的思想家。他们忽视现实，两眼朝天，从冥冥的空想中去寻求慰藉，因此，凡著书立说，无不主张以无为本，以玄为妙，离开现实越远越好，在思想领域造成了一种尚玄虚不务实的风气。
于此，他们讲哲理是大谈虚无、玄而又玄，写文章是无病呻吟、言之无物，清谈那些“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玄冥”、“独化”的空道理。
他们以主张无为主义的《老子》、宣扬神秘主义的《周易》和不造是非的《庄子》，作为其立论的根据，并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发挥，建立起以无为本的魏晋玄学思想体系。
这种思想体系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致造成“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的局面，形成了一股长达几百年的“玄风”热。02 处官雅远不事事
魏晋南北朝时，清谈之风几乎蔓延到整个官场，大部分上层官吏都“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梁书》载有姚察的一段论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承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指东晋)，此道弥扇。”
尚书丞郎以上的官吏，都是朝廷的要员，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或主管中央政权某一部门的高级官吏。这些人身负如此重任，然而却都是些“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的尸位素餐之徒。
令史，魏晋之时是郎以下掌文书的官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当官不理政，一切事务都由秘书来办，岂有不出乱子的道理？《陈书·后主纪》论也指出：“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薄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
这是说，从魏的正始年间起，一直到南朝最后一个朝廷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止，三百多年里，各朝各代的大臣中，就连所谓治世能臣、都不关心庶务，把他们应管的事都推给下边的人去办，更不消说那些地道的碌碌庸才了。
这话说的未免有点太过，但实际情况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不事事则必败事，不理政则必失政，不经国则必误国，这在魏晋南北朝时体现得最为充分。姚察曾非常感慨地说：“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竞，戎马生郊，宜其然矣。”
他认为正由于有这种不知醒悟的清谈，因而出现八王之乱，永嘉之难，造成烽火四起，五胡乱国的局面是势所必然的。
南朝齐、梁时人陶弘景也曾作诗论及此事：“夷甫位放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
他也指出江山易主、西晋败亡，责任在何晏(平叔)、王衍(夷甫)之流的清谈家身上。这与东晋桓温的看法是一致的。桓温指出：“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甚至就连王衍本人在兵败被俘，临刑前也大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虚浮，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可以说，西晋王朝是直接亡在这些在其位不谋其政、食其禄不尽其职的清谈家们手里的。
几十年后，南朝梁元帝又重蹈覆辙，再次饱尝了清谈误国的滋味。公元554年9月，魏遣兵5万伐梁，而此时“好玄谈”的梁元帝正在龙光殿向其臣下讲述《老子》，当武宁太守向他报告了这一紧急军情时，才停讲；但过了几天，竟又“复讲”，并让“百官戎服以听”，终于落得个兵败被擒、受尽侮辱的下场。
梁元帝失败前又是焚书，又是断剑，又要自杀，出尽了洋相。有人问他“何意焚书?”，他回答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真是置生死祸福、社稷安危于不顾，惟知清谈了。03 奉身放荡不检点
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的清谈家们，大都是一些享乐至上的官僚权贵。他们在生活上追求的是恣意挥霍，纵情享乐，醉生梦死，无休无止的狂欢，不受约束的放荡，名曰“旷达”。
这种“旷达”，是清谈家们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而清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他们为了掩饰享乐，填补由于过分的物质享受而造成的精神空虚之举。因此，立言玄妙，处官雅远，奉身旷达，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如何晏纵欲好色，贪财荒淫，“食五色散”，行为极其乖张。王衍热衷名利，贪鄙无耻。而整个士族集团则不但尚清谈、尚雅远，而且比富斗阔，奢侈成风。
立言玄妙不务实，处官雅远不事事，奉身放荡不检点，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清谈之风的表里。04 清谈之风何以能在魏晋南北朝的官场中相习成癖，经久不衰？
归根到底，清谈之风的流行当然是由当时上层士族没落的本质决定的，但同时也和官制多弊、考课不力有直接关系。
首先，府多官众，机构庞杂，设其位无其政，有其职无其责，是使清谈之风能够在官场中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
魏晋以来，统治者广置官府，多设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其数量都大大超过了秦汉之时。
以晋武帝时为例，朝廷最高级的官吏，除同两汉一样，设有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外，又加设太宰、太傅、太保“三师”，而且汉时大司马、大将军(“二大”)与太尉只能选设一职，不能并设三职。晋武帝也都三职并设了。这样就造成“八公并置”(三公、三师、二大)。
朝廷对于“八公”都允许他们设立自己庞大的府署。同这些地位最高的官吏相仿佛的府署者(即所谓“开府议同三司”)，还有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骏、典军、上军、辅国等诸位大将军。此外，同上面那些大员相仿佛的府署者，还有光禄大夫等。这在晋以前是史无前例的。
官府这么多，每府又不知要设立多少府署的官吏，仅从这些将相的情况看，就可知其官府之众多、重叠与庞大了。
还不止此，中央政权还设有九卿、三省等重要机关，而且晋时中央大权由尚书行台(三省之一)总揽。这样一来，实际上那些三师、二大、三公、九卿及其府署就都没有多少政务可管了。
中央是这样，地方也是这样，州、郡、县行政区及军政官员越设越多。据《晋书·傅玄传》载，傅玄的儿子傅咸曾在一封上书中指出：
“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使，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笠郡县更多。”
为此，荀勖曾提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由此可知，当时起码有一半官吏是多佘的。这还是晋初的情况，南北朝时就更不得了，徐陵曾描述陈时的情形说：“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
其中的员外是定额以外的官员；常侍是皇帝左右的官员，谘议参军是文武官员的幕僚。这些人一般不负有什么具体责任，只是当当参谋，做做顾问而已，可见那时闲职官员之多。
各级军政机构如此庞杂，官吏众多，一方面必然给老百姓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从而激化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为官场中的清谈创造了条件，这在中高级官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葛洪说：“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烦剧所重，其惟百里”
他指出官越大，事越闲，官越小，事越烦。大官是空谈道，中官是抓纲领，只有小官才干具体事。所谓官多政烦，烦的是老百姓和小官吏，上边则是官多必闲，由于闲，于是就“坐而论道”，“仕不事事”，只务虚不务实了。
另外，由于机构重叠，必然造成职责不明，从而无法检查政务情况，追究过失责任，这也为清谈之官解除了后顾之忧。晋初刘颂在给垒帝的上疏中说：“秦汉以来，九列执事，承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承相之为……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于今亲尝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
他认为尚书和九卿之间，如果不能省并九卿，就应该明确其职责，否则九卿必然渎其职而又无法加其罪。由于尚书专断，而九卿和尚书机构又重叠，以致九卿的职责很含糊。类似这种情况，上上下下是很多的。这样，没事干和不干事，就有时间清谈，无一定职责，不怕追究责任，就可以放心清谈。
其二、选拔官吏重门第，重资格，不重德才，是清谈之风在官场盛行的又一重要原因。
先看重门第。自魏文帝以来，到两晋南北朝，一直实行九品官人法，规定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由中正官把各地方的人物按门地大小分为九等，然后由吏部尚书统一选用。
这种选官制度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因此所选的官大都是士家大族出身的人。比如，南梁有个杨公则，他出任湘州，所用之人“皆州郡著姓”。令人颇为惊愕的是，梁武帝却非常欣赏此种方式：“班下诸州以为法”，要求各地都要照着去做。
这样，由于以门第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因此所选之官，多是用非其人，或是才非所用。正如晋人刘毅所指出的那样：“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就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畏，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
这就是说，尚门地而轻人才，抑功实而隆虚名，是九品官人法的最大弊害。根据这一选法，只要是世家出身，不论如何无德无能，也照样有大官做。而非世族人家，即便如何才华横溢，也无法获得重用。其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举资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而那些膏腴子弟，骄奢淫逸，不学无术，唯凭靖谈以成虚名，《颜氏家训·勉学》就形象地刻画了他们是一些怎样的人物：“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因此，士族做官的越多，清谈家就必然越多，官场中的清谈之风也就必然愈烈，而那些出身低微，富有才华的干练之士也就越没有地位。正如左思在《咏史诗》中所说的那样：“世胃涉高位，英俊沉下流”
“英俊”上不去，无法改变官吏的成份，清谈之风当然也就煞不住。
再看重资格。对于世家和非世家、大世家和小世家按门第；对于世家而外和同为世家而又大小相仿佛者则按资格。
以北魏为例，《魏书·崔亮传》说：“亮迁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辟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日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
崔亮的这种“格制”，是以资格用人的典型。继崔亮以后的吏部尚书甄深、元修义、王徽等，也认为这种方法方便容易而相沿实行。
以资格用人，原本是当时士族阶层调节其内部矛盾，防止在选拔官吏中走私和奔竞的一种办法，然而，这种办法，不但对于走私和奔竞来说是一种软弱无能的办法，而且又带来了另一严重弊病：贤愚不分，径渭无别。这就与清谈之风有联系了。
西晋重臣刘寔在《崇让论》中批评说：“能不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索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定，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有势者之所念也。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
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论资排辈的方法，必然造成用人不当，使不称职的人照样升官、做官，从而容易给那些只知清谈，不知治政者打开官场的大门。而且，不实行论功行赏，唯才是举，即使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也不肯卖力气干实事，而宁愿图自在讲清谈了。
当然，清谈家中并非没有治政之才，但却不愿意理政，这与官重门第、重资格，不重才干是大有关系的。
其三、旷职误政，多见容恕，勤于政务却遭嘲讽，这也是造成清谈之士有恃无恐，清谈之风越刮越凶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为官不理事、玩忽职守者，如果要认真追究、从严惩处的话，清谈者肯定会有所顾忌，清谈之风也就会有所收敛。但魏晋南北朝时，却往往对此不予追究，致使清谈不事事者，肆无忌惮，毫无后顾之忧。
如《晋书·阮孚传》载：“阮孚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示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
这个每天就知道喝酒，一点政务都不干，而且还经常触犯法律的阮孚，晋元帝并不处罚他。
另据《南史·王球传》说王球：“素有脚疾，多病还家，朝直甚少。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谓尚书何尚之曰：‘当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纠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义恭又面启文帝曰：‘王球诚有素誉，颇以物外自许，端任要切，或非所长。’帝曰：‘诚知如此，要是时望所归，昔周伯仁终日饮酒而居此位，盖所以崇素德也。’遂见优容。”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王球小病大养，虽身居要职但“朝直往少”，王义恭提出要对他绳之以法，尚书和皇帝都不同意，因为他“有素誉”，虚名很大，而皇帝是“崇素德”、重虚名的。清谈则是可以成就虚名的，清谈作用之大就在这里!
像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不事事有虚名的官吏受到如此优待和宽恕，清谈家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清谈之风又怎能禁止？
其时，清谈家们不但不受惩治，而且还往往被“导之以高爵，授之以重任”。如何晏官至尚书，王衍官至司徒、司空，都曾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为了使皇帝的宝座不受某些权臣的威胁，一些统治者甚至还有意任用清谈家来玩弄平衡。
如东晋朝廷为防止桓温篡权，专门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与桓温作对，殷浩确实没少拆桓温的台，但授予这样的人以重权，当然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而只能使清谈之风愈加蔓延滋长。
在这种环境下，魏晋南北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风气异常败坏，上上下下均“薄综世之务，残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并以“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为荣，而鄙视那些明于政务，勤于职事的实干之士，“望白署空，是称清贵，烙勤匪懈，终滞鄙俗。”
像前面反复提到的何晏、夏侯玄、王弼、王衍之流，都是当时众所仰慕的人物。而被有识者称为得如两三人“天下便治矣”的南朝王准之；“台阁之务，颇欲综经”的东晋卞壶，“勤于簿领，诘朝理事”的南朝梁之宰相何敬容等人，则不但不为时流所重，反而还要常常遭到讥讽。
如阮孚就曾挖苦过卞壶：“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
何敬容也曾被“颇有轻薄才”的萧巡“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在这种气候下，清谈之风自然是“风流相尚，其流遂远”了。
一般官场世风的影响是如此，许多酷爱清谈的皇帝所造成的影响就更大了。如晋明帝“善玄言，尝论圣人真假之意，王导等不能屈”；晋简文帝“清虚寡欲，尤善玄言”；魏高祖“善谈老庄，尤精释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清谈之风遂成“若决积水于万切之高堤，而放烈火于云梦之枯草”之势，纵使这时有一些持正之士出来抵制，也是无能为力的。
面对这种清谈之风，一些有志有识之士也曾大声疾呼，从各个方面进行过批判，提出过改革建议，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像裴頠就曾写下了战斗的《崇有论》，对虚无主义的玄学作了有力的驳斥；荀勖、苏绰就曾针对官多的现象上书皇帝，力言省官；范宁不但作《罪王何论》痛陈王弼、何晏清谈之罪，而且还针对官吏选法之弊，提出了“考其乡党，验其业尚，试其能不”的严明考课的建议。
然而魏晋南北朝的上层士族已经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崇有论》如石投深潭，省官议也只是说说而已，考课制度更可悲，竟变成了新的作弊渠道，致使清谈误国的现象无可挽救地继续了三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