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攻取开原铁岭后，顺势灭掉了仇家叶赫部，既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又打开了与蒙古联合的通道，可谓是一箭三雕，在辽东站稳了脚跟。
即使如此，后金也只能算在辽东站稳了一只脚跟，要想经略辽东，还有沈阳和辽阳两座大城，大大小小七八十城堡，和十几万明军在等着他。
明朝也并非毫无反应，万历皇帝提拔了熊廷弼经略辽东。
熊廷弼素有知兵的名声，早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就曾巡按辽东，在辽数年，风评甚佳。
十年后，熊廷弼再次被委以辽事重任，此时萨尔浒新败，开、铁已失，眼看后金已逐渐呈尾大不掉之势。
熊廷弼认为，开原、铁岭是辽东腹心，失去开、铁，辽阳和沈阳孤立于河东；不守辽、沈，则无法保住辽东；不收复开、铁，则无法守住辽、沈。
他的战略是稳守反击，先整顿辽东的防务：调兵、发饷、造武器、整肃军纪，待时机成熟后收复开原。
八月三日，熊廷弼进入辽阳，上任后即整顿防务、召回流民，并惩治了一批临阵逃脱和弃城逃跑的将领，辽东守备颇有起色。新募的士兵和各地调来的援兵已超过十三万，军心逐渐稳定下来。
军事从来都是政治的延续，脱离政治看军事是以叶自障，这点在这一时期的辽东形势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熊廷弼一顿操作必须得到皇帝首肯，但他在朝中政敌不少，熊廷弼要坚持的，政敌自然要反对，为此他不断受到弹劾，以兵部主事刘国缙和吏科给事中姚宗文为代表，朝中掀起逐熊之议。
万历皇帝在时，对这些弹劾不以为意，如果他能再活几年，熊廷弼能得到更多支持。偏偏神宗不久后就崩了，即位的光宗不到一个月又殡天，随后是明熹宗即位。
连死两个皇帝，朝政翻了天。新君上任想着烧两把火立威，下诏廷议辽事。熊廷弼虽上疏自辩，但在政敌弹劾之下还是百口莫辩。
为力证清白，熊廷弼提出辞职，这本是以退为进的一步棋，并非他真正想要去职，但新皇帝对他没这么信任，朝议之后竟予以批准。
熊廷弼一下傻了眼，要求复查还自己清白，天启皇帝派人前往辽东调查，调查结果是熊廷弼有功有过，他的罪过是在危难之际辞职乞归，有负君恩，也就是遇到困难就想撂挑子，至于其他的弹劾，那都是胡说八道。
调查结果还算公正，皇帝认为熊廷弼“力保危城”有功，打算重新起用他。
以上大致是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到去职背后的政治风波，虽然证明熊廷弼是被冤枉的，但这几个回合下来，时间已浪费不少。
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明朝的对手努尔哈赤不会浪费这个机会。
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起，趁熊廷弼去职，袁应泰代理辽东经略的时机，后金军开始反复骚扰沈阳城外奉集堡、虎皮驿等重要堡垒，标志着努尔哈赤发起辽沈战役的前奏。
明金辽沈之战由一系列战役组成，规模和意义大过萨尔浒之战，战斗也是相当悲壮激烈。
首当其冲的就是沈阳之战。
三月十日，努尔哈赤试探完明军虚实，开始了正式军事行动，他亲自率领诸贝勒和大军，从萨尔浒沿浑河而下，于两天后一早抵达沈阳，在城东的浑河北岸扎下营寨。
明朝的沈阳守将是辽东总兵官贺世贤。这是位猛将，在他守备下，沈阳城外挖设了大大小小的陷阱、城壕、拦马墙，排列着楯车和大小火炮，防御严密，即使连战连胜的后金军也不敢贸然进攻。
后金军强于野战，攻城是弱点，尤其面对沈阳这样的坚城，正面猛攻的损失将令努尔哈赤无法承受。
努尔哈赤用兵从来就不是一味蛮干，作为军事统帅他相当有头脑。萨尔浒之战中，他的战术是集中兵力大范围迂回；攻占开原、铁岭，后金军打得是一场漂亮的闪电战。
这次明军早有准备，前两招都行不通了，但他还有另外的战术。
贺世贤这个人在史上其名不著，他其实是员张飞式的猛将。其时辽东明将敢主动出击的不多，唯独贺世贤是个异类。只要听说哪里出现了后金军队，他准保是第一个喊着冲出去要砍人的。
贺世贤敢这么凶，也有自己的底气。从萨尔浒之战前到后金军骚扰沈阳外围，贺世贤屡次主动出战，颇有斩获。泰昌初年他还曾在灰山堡和抚安堡获得过两次小规模胜利，所以即使对阵如狼似虎的八旗兵他也不虚，在杜松、刘綎、马林先后阵殁后，贺世贤充任总兵官，已是辽东宿将。
努尔哈赤的谋略依对手不同而变化，这次面对贺世贤，努尔哈赤打算使用另一个战术——诱敌出击。
为此，从六月十二日起，努尔哈赤就屡次派出少数人马在战壕对面侦察挑衅。第二天，总兵尤世功的家丁事先埋伏，咬住了后金兵，获得斩首四级的功劳。
贺世贤不禁心痒，决定率千余家丁出城收割点人头，给努尔哈赤更大的教训。后金兵主动退却，贺世贤乘锐轻进，出城过远陷入重围。明军且战且退，退到西门。哪知这时努尔哈赤抓住明军主将出战的机会同时急攻东门，城内收纳的蒙古乡人斩关落锁放下吊桥，后金军从东门蜂拥而入。
贺世贤在西门外看到城内混乱，知道自己中计。此时他已身中四箭，手下劝他退回辽阳，贺世贤拒绝，“吾为大将，不能存城，何面目见袁经略乎！”随后挥铁鞭冲入敌阵，击杀数人后中箭坠马而死。
城内，尤世功率兵退到西门，看到贺世贤被围正打算去救，自己却早已陷入重围，力战而亡。
沈阳之战，明军伤亡、被俘、投降的人数达到7万余人，这个数字超过了萨尔浒之战。沈阳城屯驻了辽东明军近半兵力，这支主力被如此葬送，为之后的辽阳之战带来巨大影响。
沈阳重镇一天即被攻陷，这实在出人意料。表面来看，原因在于贺世贤，但背后还是政治原因。
性格决定命运，后人多指责贺世贤有勇无谋，但这正是他的特点，以他猛张飞的性格，不主动出战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偏偏当时沈阳城内，并没有能制约贺世贤的上级领导，辽东经略袁应泰和巡按御史张铨都驻节于辽阳而不是沈阳，沈阳就是贺世贤说了算。
贺世贤以勇猛著称，当总兵官容易，专注于砍人便是，一城主将却绝非那么简单，必须算无遗策，贺世贤的脑袋不是为谋略而生，这超出了他的运算能力，性格导致了他的悲剧。
但贺世贤就真应该背上最大那口锅吗，并不见得。
贺世贤主动出击，必定也有他自己的考量，他赖以依仗的是自己的家丁。
家丁名字有点土，其实是精锐中的精锐，在明末武将军阀化的趋势之下，家丁就是主将的私人武装，他们效忠于自己的主将，拿着最高的薪水，拥有最好的装备，战斗力也要高出普通明军一大截。
贺世贤带出的一千多家丁也不算少，这些人都是骑兵，就算战事不利，也有把握及时撤回城内，贺世贤出击遇伏时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即使陷入包围，勇猛的家丁仍然能护卫他且战且退，撤到沈阳西门下。
真正出问题的是沈阳城内之前收纳的“降夷”。招纳降夷是辽东经略袁应泰的主意，他认为“职甫待罪辽抚，日夜思制夷之放，无如招降为最”。
袁应泰是经略，贺世贤只是武将，即使是总兵官也得听袁应泰的。招降外族战士也并非袁应泰首创，明朝开国起就有这个传统，能达到以最小成本削弱对手，同时壮大自身的目的。明军中蒙古士兵和军官比比皆是，这些人也确实骁勇善战，是明军所倚仗的重要军事力量。
在大方向上，袁应泰所做的也只是承袭原有的政策，为朝廷省钱的同时又能补充沈阳的军力。
问题是这时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本蒙古各部落多与叶赫、哈达等部结盟，共同对付建州。现在女真各部已被努尔哈赤统一了，蒙古部落也被他打得很惨，不少已臣服于后金。
这时候再招纳降人就有很大风险，其中内奸的比例大大增加，这正是努尔哈赤惯用的招数。
但在政策的惯性之下，加上贺世贤、尤世功等人此前也一直是这么干的，他们有“善抚夷丁，能得其死力”的名声，袁应泰并没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他在辽东招纳了五六千名夷丁，以蒙古人为主，由贺世贤、尤世功、李秉诚、侯世禄、朱万良、姜弼等六将每人统领一千余人，按照汉丁五十人配夷丁五六人的比例进行分配。
沈阳之战时，李秉诚、侯世禄、朱万良、姜弼四将并不驻扎在城内。按比例来计算，贺世贤、尤世功招纳的降丁应该在两三千人之间。
这些人里有多少努尔哈赤安插的内奸，无法确切统计。根据记载来看，“降丁复叛，断城外吊桥”，沈阳城内当时有数万明军，降丁能控制一座城门，显然人数不会少。
降丁中有奸细，这也不算意外，之前的开原、铁岭之战，城内的后金内奸也曾帮助打开城门，军事行动往往伴随着间谍战，这是自古颠不破的道理。
降丁能发挥作用，关键原因在于贺世贤的轻敌出击，贺世贤能出击，原因在于城内没有节制他的领导。如果沈阳城内有个最高统帅指挥大局，就算贺世贤在城外就被砍了，努尔哈赤也未必能一天拿下沈阳，只要坚守到第二天，大举前来救援的辽东明军就能赶到，川浙军团与沈阳守军里应外合，后金军就没有了机会。
所以这就是监军的重要性，以文制武是有必要的，沈阳的失陷在于袁应泰没有配备能制约贺世贤的官员，而把一城之得失交到这位猛张飞手上，这属于典型的用人不当。
这么看来，辽东经略袁应泰应该背锅啰？其实也不是，篇幅原因，接下去的浑河血战在下一篇再讲，原因也会在之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