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历史上，有两个最著名的权臣，一个是后来篡位称帝的王莽，另一个则是西汉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的霍光。
作为西汉权臣的代表人物，这哥俩的下场都不算好，前者被人砍了脑袋放在东汉国库当作“暴君之首”收藏了百年，后者去世时虽极尽哀荣，但没过两年全族上下被皇帝团灭，可以说是身死族灭的典型。
与王莽这个疑似“位面穿越者”不同，霍光并未篡位却举族被杀，因此一些人也为这位权臣感到可惜——早知如此，干嘛不反他丫的？
但实际上，这位仁兄心里苦啊，“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即使是对于当时权倾朝野的一代权臣霍光来讲，篡位也是一项SS难度的任务。
首先在合法性上，对于建国122年，尚算年轻、活力未衰的大汉帝国来说，篡位本是一个近乎于无解的伪命题。从西汉帝国开始建立算起，从刘邦开始的历任帝王最重要的政治建设之一，就是对刘姓皇帝皇位合法性的构建。
这可能也是刘邦的切肤之痛，由于与刘邦一同打天下的骨干，大多是从沛县开始就跟随于他的老兄弟，因此在他登基称帝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感受不到当皇帝那种高处不胜寒的“烦恼”。
尤其是在一些气氛较为活泼的庆功宴上，他的那帮老兄弟一个个比他这个当皇帝的都嗨，有借酒撒泼的，有乘兴砸柱子的，还有抡起袖子互殴的。
如果不是叔孙通这位儒生实在看不下去这种君臣失仪的丑态，主动请缨帮助刘邦整理君臣之道，刘邦都没有机会说出那句千古名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血泪教训，从刘邦开始，这种对于皇帝神圣感的建设就成了汉代皇帝的必修课，从神话刘邦出身的“赤帝斩白蛇”，到后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君权神圣几乎已经成为所有被统治者的一个共识。
这种共识看似脆弱，但却潜伏在所有人大脑的逻辑底层，贸然废掉旧主，改朝换代，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
更何况，霍光是汉武帝时期崭露头角的大臣，当其独揽大权时，距离大汉的黄金时代还尚未过去太久，这与西汉、东汉末年百姓饱经丧乱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
在时局较为平静，又无战乱威胁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有太多人去追随一个贸然打破政治平衡，只为逞一己私欲的上位者。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说篡位，就是单纯的废立储君，就几乎成了霍光这位权臣永生永世难以抹除的标签。
“伊周之事”与“伊霍之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前者是夸奖一个大臣有辅佐君王的贤能，而后面这句就厉害了，被皇帝点评了这句话的，基本上除了能干翻皇帝的，基本都被抄家灭族了。这里面的差别，就在这个“霍”字。
可以说，霍光废掉刘贺，已经是他一生中最出格的举动。如果他想要更近一步，以异姓身份登基称帝，那么他面对的可能是更为激烈的反应甚至反击。这其实也可以从他废刘贺时所遭遇的反对看出一二。
霍光为了使自己的废立之举得到认可，曾先一步与当时的丞相杨敞“商议”，面对霍光惊世骇俗的想法，杨敞“不知所言，汗出洽背”。
虽然最后他因为担心反对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选择了妥协，但他的态度其实还是昭示着：当时的大臣，其实并不赞同他擅自废掉昌邑王刘贺。
与我们大多数人想象中不同，废掉昌邑王，并没有带来赵高“指鹿为马”的效果。相反，由于侍御史严延年等人率先发难，弹劾其“擅废立主”。
在汉宣帝登基后，霍光不但未能真正只手遮天，反而不得不向宣帝移交部分权力自证清白。这也几乎可以被视为霍光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巨大的滑铁卢。
更大的打击则来自于盟友的损失。曾经在废立新帝一事上为他出谋划策，甚至甘当马前卒去传递信息的大司农田延年，在这一微妙时刻被告发贪污，获罪自尽；在财政上颇有建树的盟友张安世（汉武帝时代酷吏张汤之子），嗅到风向选择明哲保身，不再过问朝政。
如果再结合汉宣帝登基后“故剑情深”等举动，我们就会发现，霍光在废立新帝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局面其实要比王莽、司马昭等人恶劣许多，而他的手下和身边，却不像那些篡位者那样有着足够多的铁杆支持者。
这就使得他陷入了两难之中：一方面，他既要打击潜在的政敌；而另一方面，面对对他看似礼遇有加，实则绵里藏针的汉宣帝，他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去应对。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篡位的难度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困难。
在过去，我们其实低估了一名权臣篡位谋逆的难度，也许是因为幸存者偏差，我们经常无视那些谋逆失败而被阖族诛灭的失败者。
而如果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不知自己未来会身死族灭的时候，假如我们是霍光，是否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赌一个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