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腐朽不堪的明王朝迎来它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以下称为崇祯）。
崇祯继位后，立刻办了一件大事，将魏忠贤缢死。17岁的皇帝，刚刚登基就除去了魏忠贤以及同党，新帝之威，似乎为破败的明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
崇祯与其他王朝的亡国之君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亡国之君大多都是昏庸之辈，而崇祯则是明朝少有的勤政之君。
面对内忧外患的明朝，而且刚刚遭遇松锦之战新败，明王朝一时间风雨飘摇，就在此时，势大力强的清朝之主皇太极却主动提出议和，令崇祯大为意外，尽管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愿意一试，毕竟这样的机会对此时的大明朝来说，弥足珍贵。
崇祯将议和之事交给时任兵部尚书的陈新甲，并且私下对陈新甲明言“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为陈新甲议和之事定下了基调，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多次对陈新甲反复重申，此事一定要保密，因为明朝的官员很讲求气节，如果议和一事提前泄露，恐怕此事便难以完成。
马绍愉在陈新甲的举荐下，作为明朝的议和使者前往沈阳见皇太极，皇太极对他十分重视，出迎20里，表达对议和的诚意。
不过诚意归诚意，在谈判桌上，皇太极一方却没有轻饶马绍愉，由于松锦之战刚刚胜利，皇太极狮子大开口，提出和谈的一个重要条件，明朝需要每年拿出岁币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
马绍愉因为松锦之战新败，在谈判桌前自然短了气势，但是他代表明朝利益，依然据理力争，最终谈到黄金一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的岁币条件。
马绍愉争取到的条件已经非常到位，这些岁币对于军费开支来说，可谓“不值一提”，所以马绍愉得知皇太极同意这个条件后，便急冲冲地给陈新甲去信，告知他这边的议和成果，结果，这封信放在陈新甲桌子上的时候，被下边的人当成了普通的塘报，将此信件交给了塘官传抄。
如此一来，明朝的文武百官全都知晓了此事，曾反复强调议和需要保密的崇祯十分愤怒，随后将陈新甲入狱，议和之事从此也就彻底停止，以崇祯拒绝议和草草收场。
崇祯为何最终拒绝与皇太极议和？原因很简单，他虽然明知道在当时答应议和，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拒绝议和，只因他不愿意失去气节，因为明朝的朝廷十分重视气节，崇祯不愿意做一个被文武百官唾骂的皇帝，换言之，为迎合群臣，留存美名，而做出对国家不利的决定。
陈新甲本来就是奉旨办事，崇祯却在事情败露之后，与其撇清关系，不顾部分大臣的劝阻，坚持杀掉陈新甲，对那些清流文官，表达自己气节犹存。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皇帝为了延续大明朝铁骨铮铮的气节，坚持成为一个“永不屈服”的皇帝，甚至连南迁都觉得丢人，最终以死明志，为明朝守住了“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美名，但是却将祖宗的江山拱手让给了清朝。
明朝的大臣当中，其实也有看清形势的主和派，只不过势孤力薄，最终没能影响崇祯的决定。比如杨嗣昌。
杨嗣昌便是明朝大臣当中为数不多的主和派，他清晰地看清当时的明朝局势，无论是兵力还是财力，明朝当时都不如清朝，更何况明朝当时有李自成的起义军，势力非常大，同时与李自成、皇太极两线作战，对明朝十分不利。
杨嗣昌认为，应该先稳住皇太极，暂时稳住东北边疆的局势，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内乱，为明朝争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节省没必要的军费开支。
但是杨嗣昌的想法被当时主战派卢象升坚决反对，因为卢象升在残酷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为了讨崇祯欢心，卢象升在表达对清朝战争态度时，过分夸大明朝的实力，甚至言之凿凿的对崇祯表示，满清并不可怕，甚至皇太极也是可擒的。
最要命的是，卢象升对崇祯说这番话的时候，皇太极已经在前一日就已经撤军了，但并非是皇太极畏惧明朝，而是战略性撤退，毕竟在屡次的战争中，清兵也受到很大损失，需要恢复国力，军队也需要修整。
但是这样的情况遇到卢象升夸大的言论时，崇祯皇帝对明清局势产生了错误判断，他甚至开始相信卢象升的话，认为清兵不足为惧，如果与这样的国家议和，还缴纳岁币，对于大明朝这样的天朝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面对清朝的“与明互市”的提议，卢象升断然拒绝，甚至发出檄文，明确表示，如果清朝不归还辽东，将“调聚多兵, 一意剿杀”。
卢象升这样的言辞虽然看上去热血澎湃，但是他这样的威胁对皇太极来说根本毫无意义。
反观杨嗣昌提出的稳住清朝，再解决内乱的政策十分可取，尤其是杨嗣昌提出的广开矿场，以此解决百姓生计问题的建议，至少是一个可行之策，如果崇祯能够依计行事，百姓生计有所保障，或许就不会引起起义军继续扩大范围，至少也比卢象升残酷镇压的手段要柔和许多。
“民之穷者大率逃归深山穷谷之中为矿夫以觅锚袜”
所以，崇祯之所以屡次拒绝清朝提起的议和，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崇祯皇帝受明朝百官的影响，以气节为重，并未站在国家利弊的角度去做出决定；
第二、崇祯皇帝受到卢象升等人的迷惑，做出错误的判断。
崇祯皇帝基于性格上的缺陷，与对文官集团的妥协，再加上被卢象升等主战派大臣的夸张蒙蔽，最终落得个自尽的结局，留下“然皆诸臣之误朕也”的悔恨。
杨嗣昌在后世常常被比作秦桧，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比较并不贴切，秦桧主和是为金国利益代言，为求苟安出卖国家利益，而杨嗣昌主和则不同，明朝当时内忧外患，势必要做出选择，先解决一方面的问题，再解决另一方面的困难。
杨嗣昌主和，便是做出先稳住外部解决内部的决定，况且当时皇太极提出的议和条件相对合理，并没有使明朝丧失主权，甚至同意“去帝称汗”，并且允许明朝将岁币改成抚银。
这样的议和，更似檀渊之盟，而绝非是绍兴和议。
诚然，皇太极的理想便是推翻明朝，一统中原，他提出议和也只是缓兵之计，即便如此，崇祯皇帝拒绝议和也依然是错误的，因为皇太极纵然是缓兵之计，而明朝议和又何尝不是缓兵之计？
双方选择议和的时机，正是双方都疲惫不堪之时，如果崇祯皇帝能够放下自己的颜面，选择议和，再对内进行安抚，解决内部问题，皇太极恢复完毕之后，恐怕再想入侵明朝，也并非易事。
崇祯皇帝的个人性格缺陷十分明显，否则他也不会中皇太极的离间之计，轻易的处死袁崇焕，自毁“边关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