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皇城集英殿内，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儒生正在参加殿试。
这是他第一次来集英殿参加殿试，在此前四十余年的科考生涯里，他同其他的士人一样，一直在为进入这国朝殿试的专门考场，获得官家钦赐的功名而努力。然而，十余次科举下来，他却连礼部主持的考试都没有合格过，更不用说殿试了。若是不出意外，潦倒一生、只会读书的他终将老死在这科场之内，成为史册中彰显国朝文人盛世的一串数字，连姓名都不配拥有。
意外偏偏来了，本次科考后，皇帝隆恩浩荡，特许他与其他一批屡试不中又上了年纪的老士人直接参加殿试，按各自表现授予功名。他就这样来到了毕生所求的集英殿内，与一事无成的人生相比，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之喜，就好像是一场美梦。
不管是不是梦，先考完这场殿试吧，他看向手中的试卷，上面只有一道策论题。自宰相王安石在熙宁年间主持变法以后，科举皆是以考策论为主。虽说策论比经文诗赋更重实际，更利于选拔有用之才，但一个考了四十余年经文诗赋的老朽早就没了写策论的能力与锐气，即便此时只考一道策论，他也是做不出来的。
真做做不出来，又不甘心平白的辜负圣恩，这名坚持不交白卷的老儒生最终在试卷上写下了一句表达自身愧疚和感激皇帝圣德的精致之语：“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万岁!”且当这是一场梦吧，或许在交卷之前，这名老儒是这么想的。
翌日，集英殿前放榜，本已经放弃治疗的老儒生再次迎来了意外之喜：“上嘉其诚，特给初品官，食俸终其生。”落榜之后意外的获得殿试资格，殿试只答一句话便换来功名小官，养老无忧。若这真是一场梦，这老朽怕是再也不愿醒来。
然而这并不是梦，此事记录在宋朝学者朱彧的笔记《萍州可谈》中，是宋朝科举中“特奏名”制度实施的结果。
特奏名是宋朝为惠及屡试不中的年老士人而设的专门制度。在特奏名中，皇帝特赐符合条件的年老士人殿试资格，以简单的考题和走形式的改卷为流程，奖励一定的功名和官职，让他们获得相应的财富和地位，从而养老无忧，此生无憾。
这是宋朝科举中独有的制度，在宋朝前后任何朝代的科举中都未设置类似于特奏名的制度，且宋朝特奏名自太祖初创到逐渐制度化，终宋一世都在贯彻实施。这是独属于宋朝士人的皇恩浩荡，也发挥着独属于宋人与宋朝的实际影响。
一、由皇帝一时恻隐而设的特奏名，因统治的需要而逐渐制度化
何为特奏名？《宋志·选举志》中说“别其名以奏”就是特奏名。在宋朝科举中，由地方考入京城的士人若是依靠自身学识通过礼部试，礼部便会记下名字，并将名单上奏朝廷，以此授予参加殿试的资格，这样的名单被称作“正奏名”，也就是科举正途。与“正奏名”相对，没有通过礼部试，依靠皇帝恩赏这一特殊途径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名单便是“特奏名”，也称作“恩科”。宋朝的特奏名始于宋太祖的一时恻隐，专为屡试不中的年老士人所设。
宋朝重文轻武，对文人的重视使参加科举的人数远胜隋唐，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眼见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中年老白首者甚多，而白首不中者更多，于是恻隐之心顿生，叹息年老科考者皆是“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便以同情的姿态将参加参举十五次以上而不中者设为“特奏名”，重新考试录取，使当年科考额外录取了一百零六人。宋太祖只是将特奏名作为一种特例，在举办几次后就规定“今后不得引以为例，以绝幸门”。
宋太祖后，宋朝后世皇帝并未遵从他的诫条，特奏名逐渐常态化，从特例变为定制。
第一个打破宋太祖戒条的就是其弟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令礼部将十五次以上不中的老士子们作 “特奏名” 考试录用。那一次特奏名考试后，仍有七人不合格，宋太宗“念其已老朽昏耽，赐以同三传出身”，共录取一百八十四人。宋太祖开特奏名先例，宋太宗开特奏名考试形式化的先河，这兄弟二人为大宋朝三百多年的老年士人福利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特奏名成了宋朝历代君王奉为圭臬而不可改的“祖宗之法”。
特奏名正式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常态制度是从宋真宗时期开始的。作为宋朝最能“作”的皇帝，喜欢降天书、演祥瑞，营造盛世气象的宋真宗自然不会忘记在特奏名上下功夫。大中祥符八年（1019年）宋真宗下诏礼部：“诸科九举以上,虽不合格,并许奏名”。在北宋前两朝，太祖与太宗只是将特奏名作为特例，偶尔下诏进行“特恩”、“特赐”等，宋真宗却直接下诏礼部允许“奏名”，可见在真宗眼中，特奏名已是一项与正奏名相区分，可以长久运行的制度。此后，特奏名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宋朝科举制中的一部分，历代帝王只会对其整改，不会废除。
宋朝皇帝为何会违反太祖诫令将看似投机取巧的特奏名变为定制呢？除了特奏名是祖宗家法和宋朝重视文人的因素外，可以维护统治才是其贯穿于宋朝的主要原因。
宋朝统治者十分清楚文人士子因科举屡次不中，积怨过深后所爆发的力量。唐朝科举为贵族所把控，平民黄巢屡试不中，转而走了鼓动人心，造反当皇帝的路子，居然差点掀翻了唐朝。宋朝立国初期，又发生了南唐和江南的士子因为屡试不中，投靠宋朝出卖国家机密换取功名的事件。如若处理不慎，士人对科举功名的执念便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宋朝经历五代战乱而立国，万事皆求一个稳字，对士人即倚重又忌惮。故而，宋朝大兴科举取士，文官地位待遇也是极高。即便如此，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那些屡试不中的人也会心生不满。宋太宗时期，孟州士子张两因两次科考落榜, 竟“纵酒大骂于街衡中，言涉指斥”，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虽然事发后宋太宗下令将他斩了，但这种屡试不中而爆发的文人怨念又让宋太宗想起了唐末和宋初的士人乱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宋朝出现，宋太宗便打破诫令，以特奏名安抚屡试不中的士人。
特奏名安抚士人，稳定统治的作用在宋仁宗时期有了更具体的体现。宋仁宗时期，宋朝与西夏长期敌对，就在宋夏胶着的关键时刻，居然出现了宋朝士人投降西夏为敌国出谋划策的情况。景佑年间，华州士子张元因累举不中,求进无门,在外游历时又无端被县官打了一顿，一气之下，投靠了西夏，被任命为西夏的“太师尚书令兼中令 ”，帮助西夏反宋。不止是西夏，在周边异族环伺的宋朝，每个少数民族的政权都对宋朝士子进行高官厚禄的诱导，在大宋境内屡试不中的士人去了异国境内立马就是荣华富贵与尊崇地位，这就使得一些士人不顾气节而投异族，司马光上奏仁宗说这些人“平居则用为谋主，入寇则用为导也”，对国家危害甚大。由于情势危急，仁宗一朝在一共十三次的科举中开办了十一次特奏名，以家国大大义与浩荡皇恩安抚士人躁动的功利心，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特奏名因宋太祖对老年士人的恻隐之心而设，该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宋朝皇帝对士人的浩荡皇恩，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这股安定人心的作用又在保持国内稳定，提高王朝凝聚力上得到具体体现，可谓是宋朝皇帝维护统治的利器，这便是特奏名从特例转为制度的主要原因。
二、特奏名使士人拥有获取功名的最后希望，打造了一座醉心科举的国朝牢笼
特奏名逐渐制度化后，对参选士人的条件和奖励就有了具体的规定，不再像创设初期那样随意。自宋仁宗起，宋朝历代皇帝都以年龄和参举次数作为特奏名的限制条件。大体说来，只有达到四十岁且参加五次科考而不中的士人才有参加特奏名的资格。而特奏名制度的奖励则与正奏名相同，也是授予功名和官职，但所授品级却远不如正奏名。正奏名中授予第三等士人的从九品的官职（判、司、簿、尉之类）就是对特奏名中第一等士人的奖励。特奏名第一等只能去当小官吏，第二等只能当京城地区的助教，根本没有官阶，而最差的第三等只能当地方上的助教且没有升迁的机会。故而，对于绝大多数特奏名出身者而言,能够成为小官吏已是幸事,所谓官场新秀、仕途前程已是基本无望。
发端于宋朝皇帝一时恻隐的特奏名从开创初期便带有同情怜悯的性质，这就注定了其在授官待遇上不能与正奏名相比，但对宋朝士子而言，特奏名最大的吸引力不在于在授官而在于它保留了年老士人获取功名改变命运的希望。
参选特奏名基本的年龄条件是四十岁，但四十岁依然是可以参加正奏名的年纪，士人不会在此时放弃官场前途而参加特奏名，皇帝也更偏向于选取年纪较大的白首老翁，所以宋朝特奏名录取的士人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有“老榜”之称。
屡试不中的士人除怨念爆发以外还会放弃治疗，在他们看来，功名官位早就与他们无关，但老榜的出现却鼓动了他们年轻时的追求，就算功名官位再小，也是对多年执念的满足。譬如黄庭坚好友萧济父的父亲，年少时累试礼部而不中，于是在熙宁年间“忽自废，不为举子”，已然放弃治疗。到元祐年间，已经五十九岁的他又“以特奏名试于廷，得一命”，完成了多年的夙愿。让放弃多年的士人燃起重上考场的希望，是特奏名最大的魅力。
除了满足理想外，特奏名也会改善士人的现实处境。官职虽小却也能为老年士人提供了一份稳定的俸禄，这有助于改善其晚年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它帮助老年士人实现了由民到官的转变，由此带来免赋税、免徭役等一系列特权，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一个屡试不中的穷酸老儒变成一个学识渊博的地方乡贤，获得一时风光。
满足理想，改善现实，一场“三呼万岁”便可通过的形式化考试后，特奏名奖励给年老士人的或许不是最好的，但这绝望之中的希望正是他们最需要的。
因为有希望，所以有退路，特奏名制度化以后就成了宋朝士人不竭的精神动力。年老者孜孜以求，努力参加科举，力图早日达到参举次数的最低要求，年少者奋发向上，纷纷读书求学，就算屡试不中也有特奏名的保障。年老刷次数，年少耗时光，有宋一代的士子们就这样被绑在了科举的大船之上，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着浩荡的皇恩。正如宋人蔡绦所言：
“国朝科制,恩榜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 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 （《宋会要辑》）
如此说来，前文的老儒只答一句话便可授官也说的通了，在特奏名中，皇帝要看到的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书生意气而是士人对皇帝圣德的感激与不投异族的忠诚，若是看到这些，给些微薄的奖励也无不可，至于治国大才，自有正奏名来补。求索创新，不如就地读经，特奏名就这样以皇恩打造了将士子身心束于国朝的牢笼。
三、大量吸纳士人使特奏名成为一座装不下的牢笼，加剧了宋朝的“冗官”问题
牢笼既成，其后便是装人，终宋一世，特奏名吸纳了大量的士人。神神叨叨的宋真宗“作”起来连正史都怕，在他治下第一次出现了特奏名比正奏名录取人数还要多的现象，《宋志·选举志》不禁感叹：“较艺之祥，推恩之广，近代所余未有也”。仁宗朝大办十一次特奏名，共录取了四千九百八十七人，占该朝科举录取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两宋特奏名加起来共录取五万多人，占科举录取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靠皇帝恩赏的官员占总官员数目的一半，这直接导致了宋朝官员数目膨胀，南宋高宗朝中书舍人赵思诚曾上奏皇帝，若是特奏名连续实行十年则会增加一万二千名官员，造成“科举取士不与焉”这样官位不够用的问题。可见，宋朝严重的“冗官”问题下有特奏名的推波助澜。
官员数量多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官员素质低下则加重了社会的负担。
由特奏名而录取的士人皆已老迈，且过于形式化的考试也决定了他们没有真实的才学与充足的精力来助力国家建设，这些人上任为官后只是及时行乐，尽力补足自己年少的遗憾，“其能精明治事、廉洁自守者，十无一二”。大文豪苏轼就清楚地认识到了特奏名大量吸纳士人的危害：
“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 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虽说皇帝知道这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只是给些小官小禄来收买人心，但长年累月后，这样的人越积越多，自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以爵禄豢养天下士，容愈广而士气愈衰”，用特奏名打造的国朝牢笼越装越多，终是有装不下的一天。
四、结语
“士子潦倒不第者，皆凯觑一官，老死不止……英雄豪杰皆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燕翼治谋录》卷一《进士特奏》）
这是宋朝学者对当时特奏名制度的中肯评价，他充分认识到了特奏名制度的利与弊。特奏名以功名利禄在异族环伺的宋朝稳定了士人之心，实现了内部安稳，所以宋朝没有内乱只有外战，然而长期实施特奏名却消磨了人心志气，加重了社会的负担，这一消一长之间呈现的是有得必有失的无奈，也是特奏名得以长期存在的必然。
自特奏名成制后，宋人十五岁以下可参与神童举，十五岁以后可参加科举正途，参加科举屡试不中后又可在白首时参加特奏名，一生无事，读书便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