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各国逐渐发展推行郡县制和俸禄制，与此同时也相继实行了封君制。封君虽然是西周春秋时期分封卿大夫的继续，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仅仅拥有封邑内的衣食租税权力，是地方行政组织形式的补充。其封地不受地方行政机构郡、县统辖，是与郡县并行的，统属于楚王。楚国封君与其他诸国大致相同，但因其保守势力强大而稍有不同。
封君制的兴起逐渐成了楚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此后楚国命运的走向，并为后世制度所借鉴。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概括
楚国最早的封君为春秋末期楚惠王十二年（前477年）的析君公孙宁，《左传·哀公十八年》记载道：“巴人伐楚，围鄾…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蔿固败巴师于鄾，故封子（公孙宁）国于析。” 析君公孙宁乃楚平王之孙，事实上封君多为宗亲王室、旧贵族后裔等，如析君公孙宁、阳陵君庄辛。此外，封君还有国君太后宠爱者，如安陵君、夏侯等“面目姣好”者。墨子因此指责道“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这类政治上的腐败也成了战国时期“中分天下”的楚国最终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楚国封君制是要早于中原诸国出现的，析君公孙宁受封于楚惠王十二年（前477年），而魏国最早封君中山君受封于公元前406年，赵国最早封君代成君赵周受封于公元前457年，秦国最早封君蓝田君公子向更是等到了公元前367年才受封。
楚国乃战国时期封君最多的诸侯国，且从楚惠王至楚灭亡几乎每任楚王都有受封。据现有文献及考古资料可知，楚国封君共62名，而六国中封君多的如赵国也才26名，少的如齐国才5名。在何浩先生的《论楚国封君制的发展与演变》一文中可知楚国历代封君数，楚惠王分封13名，悼王1名，肃王2名，宣王5名，威王3名，怀王23名，顷襄王9名，考烈王2名，幽王1名，另外3名时代不详。事实上，吴起变法虽然企图遏制楚国封君势力，然而直至楚国灭亡其封君数量并未下降，甚至几十年后的楚怀王时期有23名封君受封。
楚国封君多为世袭，而事实上其他诸国封君少有世袭，这与兼并大环境并不相符。吴起曾说：“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民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吴起变法便是看到了楚国封君制度的弊端，宗亲王室垄断了封君阶级，对于国民发展都有着消极影响。
吴起
其封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权力
战国时期封君制虽是西周春秋时期分封卿大夫的继续，却有着本质区别，其政治、经济、军事上权力都有所削弱，仅有衣食租税权力，比之之前的采邑主权力有所下降。楚国封君制也大致如此，但稍有不同。
楚国封君对所属封邑仍有直接的统治权力，臣民由封君统辖。鲁阳文君曾说：“鲁（阳）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 可以看出，封邑内官吏为封君臣属，封君有权处置属下臣民。这与其他诸国有所不同，齐国孟尝君“收其国之租税也”、秦国商君“封于商，受十五邑”，仅仅只是享有租田之税等经济上的赏赐。此外，楚国封君占有封地，且多以封地为号，个别如春申君黄歇则不以封地为号，但同样拥有封地，且黄歇拥有的“淮北地十二县”便反映了其封地之广。可以说，楚国封君仍具有一定权势，与诸国在兼并大环境下的改变显得格格不入。
封君有着经济特权，贩运一般货物可享有免税权，从鄂君启金节可知——这是战国时期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水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舟节规定了鄂君使用船只的限额为150艘，以鄂为中心，营运范围涉及今汉水、长江、湘江、资水、沅水、灃水、淮水等众多河流，总航程超过一万华里。车节则规定了马车、牛车运输限额达50乘，陆路范围涉及今河南南部，南到广西全州，西到江陵、东达安徽宣城。除了“金革篃箭”不能贩运，一般货物可享有免税特权，“马牛羊”则在楚国中央掌管财政和税收的“大府”完税外，其他关卡“见其金节则毋政（征）” 此外，封君还拥有着经营手工业、建设粮仓、征发劳役等权力。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并无正规的军事武装，发兵之权收归楚王手中。春秋时期，楚国作为采邑主的大臣大夫们拥有着私人武装，是楚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则发生了变化，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乃楚王所有，已经是剔除了封君势力。阳城君等旧贵族射杀吴起导致了楚悼王尸身中箭，依据其法律当“夷宗死”，因此墨家钜子孟胜奉阳城君之令“守于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国、死国所用人员乃墨家子弟而非军士，其权限来源于阳城君，从中便能够体现其封君正规军事力量的丧失。
楚国封君与他国相比可知，其政治、经济、军事上虽然有所削弱，但仍掌握着一定的权势，可见楚国保守势力的强大。这成了此后吴起变法失败的重要阻碍，也成了楚国最终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起变法与商鞅变法下的封君制导致了秦楚不同命运走向
战国时期楚国最高爵位为执珪，齐、燕、韩、赵为上卿，秦则为彻侯，但这些最高爵却不一定都是封君，封君是更为尊贵的特殊爵称，因此受封为封君便成了当时士人们的追求。战国时期流行着一种说法：“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国。” 吴起变法失败与商鞅变法成功下封君制度的演变发展便反映了秦楚不同命运走向。
“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商鞅变法以后实行的军功爵制是以军功作为赐爵的依据，即按照军功大小分别赐给不同的爵位，并享有相应的利益。为赢得兼并战争，世官制逐渐不受欢迎，秦国“穷巷掘门，桑户棬棬枢之士”有军功即可封君封侯，不立战功者，即使宗室王亲也不能达到赐爵。二人变法皆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然而商鞅变法的军功二十爵制却也创造了新贵族，这是其身死政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起变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得到了一定发展，国力逐渐强盛，甚至出现了“诸侯患楚之强”局面。楚国得以向北围魏救赵、收复被三晋占领的陈国、蔡国故地，将势力扩展到黄河岸边；向南平定百越，疆域延伸至江南，治下拥有洞庭、苍梧之地。然而扶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一死，吴起便遭旧贵族群起攻之，变法随即失败。
上文便说到，楚国封君自始至终便不曾中断，楚怀王时期甚至有23名封君受封。且其重要职官几乎为王室宗亲、旧贵族后裔这一类人员，清朝学者顾栋高便评价为：“楚以令尹当国执政，而自子文以后，若敖氏、成氏、蔿氏、阳氏皆公族子孙世相传授，绝不闻异姓为之。” 封君太众乃“贫国弱民之道”，吴起变法便意图解决封君问题，但遭旧贵族强大势力阻碍而失败，这也是楚败与秦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
战国时期封君制虽是西周春秋时期分封卿大夫的继续，却有着本质区别，其政治、经济、军事上权力都有所削弱，仅有衣食租税权力，比之之前的采邑主权力有所下降。楚国封君制也大致如此，但因保守势力强大而稍有不同。战国时期楚国吴起变法暂时打击并削弱了封君势力，再加上楚国郡、县的设立，使得其封君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遭受短暂遏制。然而其变法触犯了大批旧贵族势力，保守势力强大下也缺乏新贵族的帮助，自然是人亡政息，最终失败。吴起变法失败后的楚国政治回归到保守派手中，“中分天下”的楚国也逐渐走向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