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凯棠镇凯哨村苗族妇女杨美一家2016年搬入市里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成为“新市民”。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杨美发展起了兴美宏杨制衣厂，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路。图为杨美(右)和绣娘一起刺绣。
蔡兴文摄(人民视觉)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娘娘坝镇钱家坝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红瓦白墙的小楼屹立在群山环绕之中，显得格外漂亮。
陈争强摄(人民图片)
在乌鲁木齐馕文化产业园，来自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的阿卜都·萨拉木在加工车间展示自己烤制好的馕。2018年，乌鲁木齐建成并投产馕文化产业园，从新疆南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转移的400余名富余劳动力在此就业。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我感觉终于融入了这座城市。”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城南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手捧崭新的户口簿，来苏州打拼8年的罗莉如释重负。
作为一个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偏远山区的“川妹子”，罗莉中专毕业后就只身“闯苏州”，成为亿万外来务工大军中的一员。受益于苏州2016年起探索推行的积分落户制度，勤劳能干的罗莉今年8月在苏州扎下了“根”。
“十三五”时期，亿万个“罗莉”来到城市、耕耘梦想；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他们终于在城市落户安家。目前，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提前完成。
一纸户籍，事关悠悠民生。“十三五”时期，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鼓点”密集敲响：《居住证暂行条例》施行、《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发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取消……截至今年1月，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或意见，大多数城市已经放开放宽落户限制，许多中小城市基本实现落户零门槛，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二元化壁垒逐渐被打破。
人进了城，老家的田地怎么办？这曾是困扰农民进城落户的一块“心病”。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中共十九大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后，2019年新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
“我手里有30年不变的红本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老家保留了一些房子，山林田土还是自己的，没啥可担心的。”在四川省金阳县马依足乡扶贫搬迁安置点“千户彝寨”，居民赵早日一家前些日子从“山头“搬来这里，不久便把户口也迁了过来。“明年不种地了，以后就在城里挣钱。”
人进了城，相应的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需求能否跟得上，直接影响“新市民”能否扎下根、留得住。
“哒哒哒哒……”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洒金街道栗坪社区服饰扶贫车间里，缝纫机声响个不停，从邻县扶贫搬来的新市民程青琼和50余名工人正认真工作。
“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比出去打工好得多。”程青琼说，进城落户后，社区美得像花园，孩子在社区就能上幼儿园。在社区新市民服务大厅，就医、上学、就业、社保、民政等服务项目都能办。
黔西南州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期间，该州实施易地扶贫搬迁33.85万人，大多数实施城镇化集中安置，并确保贫困群众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真正成为“新市民”。
户籍制度改革的破题，极大推动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统计显示，2019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38%，比2016年分别提高3.2个百分点和3.18个百分点。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镇化进程，快速的城镇化为民众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迈穆娜·穆赫德·谢里夫称赞道。
如今，中国已经提前实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目标，距离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的目标也只有一步之遥。而在国外，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为66%。随着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的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蕴藏的发展潜力将进一步彰显，对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促进作用。
“不论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近3000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中国城镇化发展都有巨大的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说，现在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最好时期，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让农民工等农村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通过改革，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更便利了……”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新年贺词里的话语，至今温暖着亿万进城农民的心。5年来，一盏盏新市民的灯光，早已融入万家灯火中，辉映着一座座人们共同奋斗、共同享有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