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时，由于辛亥带来的剧烈，未代贵族为了保证其奢侈生活不变，就开始变卖各种珍奇古物，特别古籍在他们眼中更是无用之物。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们便占尽天时地利，新的藏家如雨后春笋地涌现。
古籍名家，收藏大王
说到藏书名家，潘宗周就比较特别的一个，至于潘是如何特别，后面叙述，潘宗周出生于广东南海，与康有为是同乡，直到1919年时52岁到上海学生意。
在上海的租界里当跑街，凭着灵活的头脑，又懂得“洋泾浜英语”。不久当上洋买办，后来经商成为巨富，又当了上海工部局总办。
他居沪20年，有藏书癖，尤其喜好宋元古版，一般明清刻本都不屑一顾。每遇善本，重值不吝，福州路上的书商知其所好，常在包袱装满旧书登门求售。由于他财大气粗，很快成国内屈指可数的宋版大户之一。
10万两购一套书
有“皇二子”之称的袁世凯小儿子袁克文。此人于其父在世时，爱好藏书而且所藏之书均为罕见绝版，日斥万金在所不惜。
然而好景不长，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以出售藏品解窘。潘宗周花费巨资才将大部分藏书差不多都收归其名下。
尤其《礼记正义》、《公羊经传解诂》二书。宋刻《礼记正义》被史家称“海内第一孤本”，系宋刻中极品。
当时仅宋刻《礼记正义》就花费10万两纹银。其实《礼记正义》等也是当时日本人抢购的目标，不过袁克文还是有爱国心的，潘宗周就抢先日本购得。
同时，潘宗周把自己的藏书楼起名为“宝礼堂”，该书成为“宝礼堂”的镇堂之宝。
爱国教授，全数捐献国家
潘宗周由于晚年无力应付藏品，后来交由其子潘世兹打理。潘世兹于1933年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并获得历史学硕士，回国后成为圣约翰大学最后一任校长和复旦大学外语系教授。
抗日战争期间，为免古籍受战火焚毁，潘世兹联系到了一艘上海前往香港的英国军舰，将其父所藏宋元版辗转将藏书运抵香港，存入银行保险库。曾先后将部分藏书捐献给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
1939年潘宗周将“宝礼堂”藏书传于潘世兹。美国人曾开价50万美元购买，但潘教授爱国心切，不为所动。倘若此国宝流失海外，将是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巨大损失。
潘教授说：“这些国宝本来就属于国家，我不能为了金钱而出卖祖国文化。这些书献给国家，才能得到更好地保存，同时发挥它们更大的作用。”
解放后将上海的豪华别墅捐给国家，自己却移居到普通的花园洋房底层。
几年后，他主动将这批古籍运回上海，捐赠北京图书馆收藏，获得嘉奖。后来再将全部古籍捐献国家，藏于北京图书馆。潘老的保护国家文化的无私精神，一时间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在特殊年代受到不公平待遇，后来重获自由后，妻儿都移居国外，晚年十分孤独。中风后只能靠保姆照料。著名藏书家。直到1992年驾鹤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