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某天，某人去包子铺吃包子。吃第一个的时候，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赞不绝口。吃第二个的时候，虽然不曾赞不绝口倒也很快就吃完了。待到吃完第三个，他急了，怒气冲冲地冲老板吼道：“你们套路深啊，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上第三个包子，反而骗我多吃两个。”于是说什么都不肯结账。围观了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们，一边指责这位顾客的无理取闹，一边又暗暗学了一个心眼。并且把这“第三个包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自此以后，我们历史上所有的亡国之君，也具备了这“第三个包子”的超凡能力。
同时代的人喜欢传绯闻，距离皇帝最近的女人、宦官、臣子自然成了绯闻的绝好素材，毕竟什么时候都是要为尊者讳的。然而后世的学者就大可不必了，可以肆无忌惮地将那些绯闻整理出来，统统扣回到皇帝的头上。以至于，咱们历史上所有的亡国之君都成了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副德性。
秦朝的亡国之君胡亥，自然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虽然找不到一个“临时工”女人背黑锅，一个昏庸的皇帝加上一个“指鹿为马”的宦官，倒也能勉勉强强组建起一个“败家二人组”，遗憾中也多少有了些安慰。再将那所有的期许、无限的遗憾抛给一个或有或无的公子扶苏，于是秦朝的灭亡总算可以完美结案了。
而钱君要说的是，佛罗伊德的“冰山”理论在这里也得到了完美地体现，正如开篇的故事中真正喂饱那位无理取闹的客官的，绝对不仅仅是“第三个包子”。所以，我们去探寻“冰山”水面以下，我们地肉眼无法看到，却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就尤为至关重要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整个秦国的历史，尤其是从他它的崛起，巅峰，到灭亡。
秦朝的创业史，与后世的王朝相比毫无疑问是最为漫长的。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商鞅变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得不说，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中最彻底、也是成就最大的一次变法。它对于秦国的意义，犹如一次从传统的“家族企业”到“现代化企业”的蜕变。盘踞在秦国内部几百年的封建旧贵族势力，他们本来有自己的封地、人民，他们本来世袭垄断着国家中几乎所有的权力，当这一切的一切于瞬间从他们手中被剥夺时，他们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及至秦孝公死后，虽然只能苟延残喘的旧贵族，也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迫使秦惠文王不得不将商鞅车裂，以平息他们的怒火。
钱君以为，赢得亲人的谅解总比赢得敌人的谅解要容易得多。所以，当秦始皇统一六国，郡县制在所有原六国贵族统治的土地上推行开来的时候，这可以称之为商鞅的二次变法。不同的是这次秦国要面对的不再是“亲人”的怒火，而是敌人的，不止是原六国的国君的，而是盘踞在原六国土地上几百年来大大小小的所有的旧封建贵族的怒火。所以，当陈胜吴广起义的旗帜一打出，原六国的旧贵族几乎于一夜之间同时揭竿响应。
我们有句俗话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真正动手去打的人，又绝对不会是“人人”的全部。于是，我们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与其听他说什么，不如看他做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以后不但保留了分封制，又不自觉地几乎将所有诸侯国封建在了原六国的土地上，这就颇有些周公旦当年“封建诸侯，以藩屏周”的味道。可见秦始皇一刀切式的废封建、立郡县，已经为秦朝的早夭埋下了伏笔。
钱君为什么又会提到隋朝呢？仔细想想，这对难兄难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秦朝彻底铲除了自西周以后形成的封建世族贵族后，在西汉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门阀士族贵族，并经过魏晋与南北朝时期势力达到了顶峰。正如实行郡县制的秦朝剥夺了封建世族贵族的土地一样，隋朝兴科举、废九品中正制也剥夺了门阀士族贵族在政治上世代为官的权力。好在近些年来我们的史学家为隋炀帝翻案的不少，才让我们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有机会认识到，当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与整个旧贵族势力的斗争过程时，皇帝个人的品德、才能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即便是公子扶苏继位为秦二世，也无法改变秦朝必将早夭的历史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