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分裂局面,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影响下,隋朝科学文化也有明显的发展。
首先是传统的天文历法数学有突出的进步。
开皇二十年(600年),著名天文学家刘焯(544-610年)制订《皇极历》时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采用定朔,并定岁差为七十五年差一度(换算成现在的度数为76.1年差1°),已同准确值接近(今测为每隔71．6年差1°。当时欧洲还沿用100年差1°的数据)。《隋书》，卷17，《律历志》记载他所著的《皇极历》，曾在理论上提出测量子午线长度的方法，目的在于否定过去所谓表“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实测子午线没有实行， 《皇极历》也未颁行。
隋朝另一位天文学家丹元子，按照晋人陈卓所定的星座，把恒星表编成通俗的七字长歌，名为《步天歌》，共七卷，文字浅近，便于传诵，广为流传，对普及天文知识起了良好作用。
此外，隋朝天文学界知名人士还有刘孝孙，庾季才、庾质、卢太翼、萧吉和耿询等人。他们对当代天文学均有贡献，其中耿询原是南朝人，后被隋将王世积所俘，沦为家奴。他曾向友人高智宝学天文算术，发明了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
“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合如符契。妙耿询又“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
文帝时将耿征为官奴，炀帝时才免奴为民。
其次，在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直接影响下，隋朝地理学也前进了一步。
特别是地图的绘制，当时已有相当科学的方法。
隋炀帝时，为了发展西域的通商路线，裴矩曾搜集中亚西域地区资料，《隋书》，卷67《裴矩传》记载：
“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这是一部用丹青绘图的完整地理著作。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曾命臣下撰成《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卷首有图， 《大业杂记》记载：
“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
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全国地理专著，在中国地学发展史中占有相当地位。
再次，工程建筑的突出成就是赵州安济桥的兴建。
此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南五里的浚河之上，是隋大业年间由工匠李春监造。
安济桥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基本上保持原貌，车马仍可通行。大桥不但是我国最古的石桥，而且也是最早建造的一座“空撞券桥”。
它由四十五块左右一吨重的石块砌成。桥长50．82米，宽9．6米。券的净跨度为37．45米，是古代有数的大券。券的高度却只有7米多，与跨度之比约为1：S．23。大券两端还各有两个小券，既可减轻大券及桥基荷载，又可分洪和节省建筑材料，设计精巧科学。小券又能对石桥本身增添美观、玲珑和生动的姿态。
大桥的跨度弧和小券的设计，在我国古代工程技术上具有极大成就，表现了当代科学家和劳动者的高度创造才能。这种“空撞券桥”建筑，在欧洲始见于十四世纪法国泰克河上的赛雷桥，但比我国的安济桥已迟了七百多年，且已早毁。因之，安济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空撞券桥”，也是在我国建筑史上桥梁建造的光辉范例。
再有，隋朝医学也有显著的进步。
隋朝医学在人类长期和疾病创伤斗争的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有显著的进步。隋代医学名家辈出，许智藏、许澄、甄权、巢元方等人都是当代的名医。
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著的《诸病源候总论》，集中反映了时代的医学水平。该书五十卷，内分六十二门，一千七百二十论。主要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和证状，并且包括了疾病的诊断和预防。书中所列的主要病类，有中风、风湿痹、虚劳、伤寒、天花、霍乱、疟疾、痢疾、水肿、黄疸、消渴、脚气、呕秽、痔瘘、痈疽等，几乎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神经精神等各科疾病的内容。
我国人民在当时掌握如此完备的医学科学知识，乃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反映。从《诸病源候总论》得知，隋代医学科学对各种疾病病源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总结前代医学遗产的基础上，对某些病源还根据临床经验，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如“瘟病候”中，认为某些传染病，是由外界有害物质因素(“乖戾之气”)所引起的。这些因素还能“多相染易”；并且可以服药预防。本书对各科疾病的证候作了广泛详明的记载，总结了群众的发明创造和卫生保健经验。
根据《妊娠欲堕胎候》、《金创断肠候》、《拔齿损脉候》的记载，隋朝已发明并推行过人工流产、肠吻合、血管结扎和拔牙等外科手术，这在世界外科手术中是没有先例的，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先进医学水平。
最后，隋代文艺突出成就，反映在绘画、音乐、舞蹈方面。
据文献记载，隋代著名画家二十余人，诸如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孙尚子、尉迟跋质那等人。绘画艺术仍以宗教题材为主，但山水画已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画派，在题材、风格和技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隋代画家展子虔，善于掌握空间，所谓“咫尺之中，备千里之趣”。他的《游春图》是今存最古老的一幅山水画，在宽阔、浩淼的两岸，远近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完善，从彼岸游来的船只，比例也相当合理。人物虽小如豆点，但动态一一可指。这足以证明隋代画家基本上解决了怎样描写、刻画自然山水问题，开启了我国山水画的新发展道路。
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等人是隋朝著名的宗教画家，他们曾同时在长安光明寺小塔作画，郑画东壁、北壁，田画西壁、南壁，杨画外面四壁，刻画精巧，气势雄伟，被时人称为“三绝”，发展了宗教壁画的传统。尉迟跋质那出身于于阗(新疆和田)，善画西域人物，承继南朝画家张繇的技艺，发展厂“凹凸法”。画面上阴影晕染，别具风格，富有创造性，对后世影响很大。
隋初音乐继承了北周以来的西域高昌乐伎，即所谓“并用胡声”。
平陈以后，得宋、齐旧乐，于太常寺设清商署管理。文帝开皇时曾定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七部乐，炀帝大业时改为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尹康国、疏勒、安国，高丽和礼毕(即文康乐)九部乐。九部乐中，唯清乐是汉族旧曲，礼毕或言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伎，或言西域传入。其他乐伎或传自西域少数民族，或传自高丽，天竺外国，绚丽多采，极大地丰富了隋朝音乐内容。
隋朝音乐家不少，其中万宝常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万宝常原是后梁人，随父归降北齐。后来他的父亲要想逃回江南而被杀，早年家遭不幸，被没官为乐户。晚年妻子卷物逃走，自己饿死。《隋书》，卷78《万宝常传》记载万宝常名著《乐谱》六十四卷，发现
"八音旋相为宫之法”，
但为当权者苏威、何妥等人所排斥，不见录用。死时气愤烧毁《乐谱》，只被人抢出一小部分，实为音乐史上的重大损失。
隋朝散乐百戏，亦多从西域传入。
如倒舞伎，舞于刀锋上，吹筚篥以合舞。又有舞轮伎，高绳伎、缘竿伎等。《音乐志》记载炀帝大业中，曾于洛阳端门街大演散乐百戏歌舞，其中有一种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哩子等类。伴奏使用乐器如曲项琵琶、坚头箜篌、筚篥、答腊鼓、羯鼓等，多从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传入中国，为传统的中国乐舞增添了新光彩。
总结：尽管隋朝国运短暂，但其文化科技发展并未停滞，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并与初唐紧密连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