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中唐朝经历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高宗的“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贞观遗风”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经济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达至鼎盛。而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于百姓多迁徒流亡。安禄山为了自保和升官拜杨贵妃为母亲。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大军，其中精锐唐朝正规军已达到15万，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意图以讨之名举兵叛唐。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发生安史之乱的原因
开元末年，唐玄宗整日纵情色声的生活，而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奸臣李林甫把持朝政十九年，在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安史之乱的战争过程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反动属下共15万人，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以及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听说范阳兵起，远近都震惊。河北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很快控制河北。同年十一月唐朝的精锐边军大多还没有赶回，高仙芝、封常清临时在长安、洛阳募兵，得到的是市井子弟，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还没有经过训练。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安史大军日渐逼近，乙未日黎明，皇帝带着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近侍从延秋门出逃。后来行到马嵬坡，六军将士终于忍无可忍，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等人，高力士等人缢杀杨贵妃，旋即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即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睢阳之战后叛军再也无力南下，唐朝天下得以保全。
安禄山宠爱小儿子，二儿子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安庆绪杀父安禄山后，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至邺城，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在安庆绪杀父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欲找机会除掉史思明。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驻守，安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范阳本是安氏老窝，安禄山从东京和西京所掠珍宝，多半都运往这里存放，已是堆积如山。渐渐地，史思明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庆绪节制。于是假降唐朝不断招兵买马，引起唐肃宗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而史思明上元二年三月，叛军内讧，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其余部分叛将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影响
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建集权，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
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施行道举，兴建皇家道观楼观。安史之乱后佛教复兴，李亨、李适、李纯、李漼和李儇改变崇道祖制崇信佛教，自上而下佛教盛行迎送佛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