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6点50分，这是刘雨华手机上的第二个闹铃。每个工作日，她都是这个时间离开家门，骑5分钟共享单车到达地铁站，乘一个半小时地铁到达单位，期间需要换乘两次。
刘雨华的包里常带着一本书和一副耳机，上班路上可以看完一个时长差不多的电影，或者看几个章节东野圭吾的小说。在她看来，通勤路上这种打发时间的方式，远比在手机上看一些碎片信息有意义。
2017年，大学毕业的刘雨华到北京找工作。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她都是借宿在燕郊的同学那里，找到工作后就开始在北京找房子，当时的租房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越便宜越好。
刘雨华的单位在崇文门附近，一个9平方米的单间，就要花费她半个月的工资。
在租房平台上输入筛选条件后刘雨华发现，满足价格便宜、环境整洁、靠近地铁站的房源实在有限。为了省钱，她选择了房山大学城附近的房子，每月1000多元的房租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她来说，还可以接受。
于是，刘雨华工作日每天有3小时花费在路上。刚开始的几天里，用她自己的话说“精神头很足”，每天早早就起来，但半个月后，通勤路上的疲惫感愈加明显。拥挤的人群，漫长的等待，加上有时工作中的一些琐事，都能让她莫名其妙发脾气。
那段时间，刘雨华的同事发现她工作状态的变化，经常找机会和她聊天，周末还会约她爬山、逛街。逐渐地，刘雨华觉得，通勤路上应该找点事情做，要适应这种状态。
改变从如何利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开始，如今她早已习惯。刘雨华说，疫情之前，地铁上人多时她就找一部电影看，人少并且有位置坐，她就拿着书看。
刘雨华这样描述上班族的通勤情况：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好比一个庞然大物，火车站、飞机场是它的重要器官，纵横交错的街道是它的血管，人们就像血液中相互簇拥的微小细胞，早高峰时从四面八方涌向中心城区，晚高峰时由中心城区涌向四面八方。
下午5点半，刘雨华走出办公室，从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口罩戴上，疫情期间，地铁里的人虽然不少，但并不十分拥挤。
刘雨华测完体温，通过安检，过了闸机，迅速消失在晚高峰的人流中，与北京这座超大城市的其他上班族一样，涌向家的方向。
早上8点，北京西二旗地铁出站口，上班族们行色匆匆。图/朱浩铨
双城生活
史茹佳在地铁座位上打了个盹儿，这让她坐过了两站，不得不折返回去。她说，最近老板经常在临近下班时开会，搞得大家很疲惫，下班路上好不容易歇一会儿，还坐过了站，这种情况最近不止一次发生。
从苏州街到国贸，坐地铁大概需要40分钟，如果能有座位靠一下，再眯一会儿，这对于缓解一天工作的疲惫无疑是灵丹妙药。国贸并不是史茹佳的终点，出站后再步行100米到达公交站，她还要搭乘公交车到河北燕郊。
工作在北京，居住在燕郊，史茹佳的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4年多。
在燕郊，约有数十万人过着这种双城生活。高企的房价和房租，是这些北京上班族选择住在燕郊的原因。于是，他们不得不每天花大把时间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间。
燕郊是河北省三河市西市区的一个镇，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很多在京打拼上班族的身心依靠。
以前，史茹佳的工作单位在朝阳区，相对来说，要比目前的位置近得多，但家里房子买在了燕郊，远一点也没办法。她只能早起晚回，带孩子、做家务等事情都交给了婆婆。
史茹佳的爱人比她还忙，经常出差，一个星期两人也见不上几面。史茹佳每天上下班时和婆婆说几句话，早晨走时孩子还在睡觉，晚上回来孩子已经睡着。一周有四五天时间，孩子都没机会和她聊天。
婆婆在家里，史茹佳和爱人省去了不少烦恼，早餐和晚餐都是婆婆负责，孩子一天天长大，有婆婆带着，基本不用他们操心。
史茹佳在工作之余和同事们感慨，有这样一位好婆婆真是太幸福了。但婆婆毕竟年龄大了，有时腿脚跟不上，一个人买菜、做饭、带孩子并不轻松。
史茹佳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到家，婆婆心脏的老毛病突然犯了，她吓坏了，第二天便请假陪婆婆看病。
去年夏天，史茹佳和爱人商量，把老家的亲戚请到家里做保姆，让婆婆歇一歇。如今，史茹佳还是坚持每天6点半出门，晚上下班尽早回家，一方面是挤出些时间陪孩子，另一方面多和婆婆说说话。
到了周末，如果不加班，史茹佳会陪婆婆逛街，给老人买几件衣服，再买点她喜欢的糕点。史茹佳说，婆婆为家里付出了很多，自己作为儿媳要好好对她。
最近，随着公司业务量减少，岗位调整变得频繁起来，史茹佳打算过段时间跳槽去东三环的一家单位，这样上班距离比现在要近一些。爱人和婆婆都说，如果能去新单位当然好，但还是提示她不要冒险，要稳稳当当。
史茹佳说，不管距离远近、工作有多艰辛，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没有变。
一种修行
2016年，徐刚在北京天通苑买了自己的房子。北漂10年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房子有了，车很快成了他的主要通勤工具，不用每天挤地铁、等公交了。
刚开车上下班的那一个月，徐刚觉得很方便，开车出行有独立、自由的空间。但时间一长，早晚高峰期的交通拥堵成了令他头痛的问题。
徐刚所在的天通苑、回龙观一带是上班族的通勤腹地，而他单位所在的朝阳区是北京最主要的就业区域，因此东部的主干道较为拥堵，加上北京东部有燕郊、通州等广阔居住区域，从二环到六环，东部和北部环路都明显比其他方向的路段要拥堵。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车上的徐刚远没有那么淡定。焦虑、焦躁、生气、愤怒，徐刚每次早晚高峰都在跟路况较劲、跟自己较劲，一腔的愤怒总要找地方发泄，于是，最终演变成了路怒症。
徐刚记得，一次早高峰，7点半左右，刚出家门就遭遇堵车。那天，刚好徐刚要赶时间开会，堵了半个小时没动静，愤怒情绪被调动起来。
起初是言语上的抱怨，逐渐变成用手掌拍打方向盘，再后来就是愤怒之下与其他车辆剐蹭，徐刚说当时的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
事实上，在早晚高峰拥堵时段，有相当多驾车人都有类似表现，但并非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种病态。
由于通勤路上产生过纠纷，徐刚决定暂时不开车上下班。他开始选择乘坐地铁上下班，有时即便乘公交很方便，也会选择地铁，理由是地铁准时准点，没有等车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
重新回归地铁出行，徐刚多了些亲切感。他戴着耳机，放的都是节奏舒缓的音乐，眼睛会落在周围人身上，观察和思索常让他觉得，生活角落里那些细微和琐碎也能带来乐趣。
有一段时间，他喜欢观察那些在地铁里看书的人，努力记下那些稀奇古怪的书名。有时他会观察地铁上的非主流穿搭，比如一些身着汉服、脚踩人字拖的年轻人。林林总总，生活百态，比起他独坐在驾驶室的孤独和焦灼，不知有趣多少倍。
前年年初，徐刚把车卖了，现在工作日出行一律乘坐地铁，哪怕挤一点也从不抱怨。他觉得，出行就像一场修行，应该平心静气，应该泰然自若，如今想起自己以前开车时的样子，徐刚觉得那时的自己很不好，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有些陌生。
永不分离
对于通勤时间较长的上班族来说，地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第二张床。梁成越走出地铁站已是晚上8点半，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跑步机上跑5公里，显然不现实。
更多时候，梁成越下班后先在单位附近把晚餐解决掉，然后再进地铁站，尽量争取找个座位，眯一觉到终点。
到了家，他先在床上发会儿呆，让大脑放空，然后冲个澡，再爬上床刷手机，一动不动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梁成越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的，一天的忙碌过后，根本没有时间失眠。
梁成越在健身房办了年卡，平时没时间去，只有周末去锻炼一会儿。
梁成越不喜欢在地铁上和家人通电话，尤其是下班路上接到母亲的电话，因为除了催婚，就是感叹大城市的生活。比如，母亲听到地铁的报站声，会惊讶于儿子为何这么晚才回家。得知上下班要一两个小时，母亲会对儿子究竟在哪个城市工作而困惑。
梁成越的老家在黑龙江农村，晚上9点村里人差不多就睡了，所以每次谈起上下班的通勤情况，母子二人感觉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彼此不能理解。
1990年出生的梁成越刚过完30岁生日。生日当天一早，他收到了一大堆祝福，有的人在生日快乐的祝福后面还加了一句“早日找到另一半”。父母则是在生日当晚，劝他早点谈恋爱，早点结婚，给他们生个大孙子。
当然，还有三姑六婆发来的微信询问。比如，北京的生活咋样？要不要回老家找一份工作？还会给出建议，说老家的房价不是问题，女朋友也许更好找，上班路上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奔波。梁成越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听着，并不表态。
对于北京的工作和生活，梁成越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6年的时间，让他离不开这座城市。这里有二三线城市没有的资源和机遇、激情与梦想。在6年时间里，当初和梁成越一起来北京的同学陆陆续续离开了好几拨，而他一直没有离开这座城市的想法。
一位同事给梁成越的印象很深。那是一个每天从燕郊到北四环上班的女孩，早上大概6点之前就起床，打扮得得体漂亮，然后赶公交，拥挤在各种身材、各种职业的人们中间，耗时一个小时左右，再换乘地铁坐一个小时到单位。尽管这么折腾，梁成越从来没有从她的脸上看出一丝不悦。
梁成越说，通勤的路不管多么漫长、艰辛，总有人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坚持不懈。7月初，在哈尔滨经营一家食品公司的表哥劝梁成越回去，说可以给他找一份条件不错的工作，梁成越很感激，但内心并不想回去。
7月13日，周一，梁成越和往常一样，不到7点就走出家门，谈到他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他只想说“永不分离”。
（□ 《民生周刊》记者 于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