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初即位时，国内的形势并不很好。经济凋敝的现象正笼罩着全国。隋朝盛时，政府控制的户数，曾达到九百万左右，经过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长期战争之后，到武德末年，就只剩下三百万不到了。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又遇上连续三年的严重灾害。不言而喻，在经济凋敝的情况下，要想顺利地渡过这样的灾荒，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政局也不十分平稳。建成、元吉的余党还散布各地，其中包括了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曾经不止一次发生变乱。尽管这些局部变乱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全国各地当中，山东、河北一带是各种矛盾的焦点，问题最为复杂。
第一，山东、河北一带是当时生产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在隋炀帝残暴统治时期和隋末唐初的混战中，这里受到的破坏也最严重。到贞观六年，这里还呈现着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贞观政要》卷二《论直谏》记载：
“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
第二，山东、河北一带是隋末农民起义风暴的策源地，人民富有革命斗争传统。唐廷最后压平刘黑闼起义是在武德六年初，从此直到太宗即位时，相隔只不过三年多。唐廷君臣对山东豪杰怀着疑惧的心理，在山东豪杰与唐朝统治者之间还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
第三，李建成接受王珪、魏征的建议，借镇压刘黑闼的机缘来到河北，致力于结识山东豪杰。从此以后，河北一带就成为建成在地方树立势力的重点。久在幽州的前幽州总管罗艺成为李建成的积极支持者，太宗初即位时的幽州都督庐江王也是建成的党羽。建成死后，庐江王瑗立即企图举兵反抗。他的企图虽然很快被击破，《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征传》记载，但是
“河北州县素事隐(建成)、巢(元吉)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
这对唐太宗是个很大的隐患。
要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根本扭转山东、河北一带的紧张局面，就必然涉及到用人政策。太宗初即位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适当对待下列三种官员，其一，高祖统治时中央机构的高级官员；其二，秦王府的僚属；其三，建成的东宫官属和元吉的齐王府属。
高祖统治时中央机构的高级官员
为了广泛地团结当时豪门在自己的周围，唐高祖网罗了各地区的贵族和士族，让他们参加到上层统治集团里来。在他先后任用的十二个宰相中，除皇子、妻族和太原起兵的元勋以外，其他六人是北周宗室字文士及隋朝宗室杨恭仁、梁皇族萧瑀 、陈皇族陈叔达、关东士族封德彝、关中士族裴矩。他的这种用人政策，对于调协各地区上层统治阶级的关系，巩固唐皇室的统治，是起了作用的。但是：
第一，这些贵族和士族大多思想保守，有的人甚至对农民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因而要想依靠他们解决山东、河北问题,是不能想象的。
第二，在武德时期，虽然这些人也有的支持过太宗，但是另一些人，如像裴寂，则与建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裴寂是高祖最宠信的大臣，在朝廷拥有极大的势力，对于他，太宗是放心不过的。因此，太宗也不能倚靠高祖的原班人马来进行统治。
秦王府的僚属
秦王府属是太宗的死党，太宗依靠他们取得了皇位。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也还必须依靠他们来掌握朝廷。但是：
第一，在太宗取得政权之后，他和秦王府属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人很容易依仗他们的功勋和他们与太宗的亲密关系，把太宗包围起来，垄断大权，把持政局，使太宗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傀儡。这样，在太宗和他的旧府属之间就产生了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
第二，在秦王府属中，缺乏关东普通豪门贵族的代表人物，他们不可能很好地解决关东问题。
第三，秦王府属对建成、元吉余党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当玄武门事变结束后，一些秦府将领曾想全杀建成、元吉的“左右百余人”，并抄没其家财；还有一些秦府谋士则害怕建成、元吉党人被太宗重用以后会分散自己的权势与利益。因此，要想用他们解除东宫官属和齐王府属的顾虑，使政局迅速得到稳定，那就无异于南其辕而北其辙。
建成的东宫官属
建成的东宫府属曾经是太宗的死敌。但是：
第一，他们反对太宗甚至要杀害太宗，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主人的太子地位，并由此来取得自已的荣显。他们和太宗并没有根本利害矛盾。在太宗看来，他们是各为其主，是可以原谅的，赦免他们的死罪，并可使他们感恩。他们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地位，只要新主人“以国士见待”，他们是可以“以国士报之”的。
第二，在东宫府属中，有一些人参加过隋末关东的农民起义军，与关东豪杰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利用他们，才能迅速缓和河北、山东局势。
第三，提用他们，还可起牵制秦王府属的作用，使太宗摆脱秦府旧属的包围。
第四，建成东宫官属中，有不少富有政治、军事才能的人，拔用他们，对于太宗有效地治理他的国家，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第五，玄武门事变后，建成余党满怀疑惧，他们既为太宗所用，则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自然消失。
综上，太宗在以太子监国和即位以后，立即改组政府。
一方面，他陆续把秦府旧属高士廉、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等人提拔为宰相；
另一方面，立即召见魏征，付以安辑山东的重任，同时将流放在外的东宫官属韦挺、王珪召回长安。起初，任用他们做谏官，引置在左右；
然后，又提升他们为尚书丞和门下省要职，以至宰相，担负纠弹审驳的职务，以收限制秦府旧属的效用。与此同时，他又把陈叔达、萧瑀、宇文士及罢去相职。到贞观三年，裴寂也被贬流到南方。
这样，他就完成了中央机构人员的调整工作贵族和士族在朝廷中的力量削弱了。
结束语：
唐太宗并不排斥贵族和士族。在大臣中间，关陇军事贵族仍然占有很大比例，关中和关东土族也有一些被吸收到最高统治机构中。太宗用人政策的特点是拔用了不少关东的势力，如戴胄、杜正伦、张玄素、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多数参加过隋末农民起义军，与关东普通势力有密切联系，并对关东复杂的关系和政治形势比较熟悉。他们大多正直敢言，能面析廷争，以矫正太宗的过失。太宗多用熟知经史的江南儒生为文学侍从之臣，以备顾问；而在决定施政方向上，则极为重视关东普通的大臣的意见。他的这种做法，对于执行向农民让步的政策，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