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是贮存、流传和创新文化的容器，用文化创新来开启后疫情时期有韧性的生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应是题中之义。
【编者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体现在文化上。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锦江研究员认为，疫情对城市韧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如何以文化赋能城市的理念及其发展战略，推动现代城市文明的不断进步，成为城市实现韧性发展的主要路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路径。以下是他在第11届民盟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2020年，人类无疑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今天的演讲，我主要围绕“后疫情时期城市的韧性发展和文化创新”这个主题来展开。基于当前的全球疫情发展态势，后疫情的判断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很多国家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全球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依旧是疫情的防控。我之所以依然用“后疫情”来定义当下的社会，一个非常关键的考量因素就是因为疫情的发生，构成了一个足以改变未来世界运行方式的关键节点。当历史的风云变幻尘埃落定，我们会非常清晰地看到：在这个节点前后世界业已改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也就是说，我所指的“后疫情”并非是对疫情本身发展阶段的描述，而是从更大的历史时空所给予的特殊界定。
作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城市从其被命名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太多美好生活的期许。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当下的城市发展如何在后疫情时期尽快实现华丽转身，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做到健康的韧性发展，不仅事关未来人类的生活状态，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只有真正做到城市的韧性发展，才能为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最为基础的物质和空间保障。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如果城市的发展不能在后疫情世界中保持足够的韧性，那么这个容器就可能爆裂。
韧性城市发展的内涵描述
韧性一词源自拉丁文，意为“弹回”。韧性概念首先应用于哪个领域，至今仍有争议，有人说是物理学，有人说是生态学，也有人说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但学界大多认为，韧性最早被物理学家用来描述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形变之后的复原能力。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首次将韧性概念引入到生态系统研究中，定义为“生态系统受到扰动后恢复到稳定状态的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韧性的研究逐渐从生态学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韧性的概念也经历了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到演进韧性的发展和演变，其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受关注度也不断攀升。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未知风险也不断增加。在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和人为灾害面前，往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而这正逐渐成为制约城市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如何提高城市系统面对不确定性因素的抵御力、恢复力和适应力，提升城市规划的预见性和引导性，逐渐成为当前国际城市规划领域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韧性”的理念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归纳分析国内外有关韧性城市的观点，我们可以大致概括一下“韧性城市”的基本内涵：是指能够有效抵御和应对外部重大突发风险与冲击、在风险冲击打压下快速恢复正常运行、通过学习与创新提升整体功能和运行水平的城市。概念的运用不是为了简单的理论创新，而是要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更好推动实践的创新。韧性城市的理念，其实与当前我们一再强调的经济新常态语境下的高质量发展，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发展战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由此，城市的韧性发展也成为后疫情时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和核心目标。
文化领域的韧性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原”
将韧性概念延伸到文化领域，即文化生态系统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时，同样有一个抵御力、恢复力和适应力的问题。比如，疫情影响下的电影院，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电影院能不能尽快复苏，能复苏到什么程度，不仅会对电影产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检验着疫情的控制程度，更考验城市社会能不能通过文化创新得到韧性发展。
前几天有一条新闻，报道的是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了100亿，国庆长假8天票房接近40亿，让人看到了电影市场的复苏希望。但如果我们比较2019年642亿的电影总票房，就会明白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如何在疫情冲击下，快速恢复电影院的正常运行，实际上不仅事关电影业发展，也是人们生活能否走出疫情、恢复正常的一个重要指征。不久前，有一篇《开门，电影院》的文章在网上引发共鸣，就表明了人们强烈的回归愿望。而近期的票房攀升，也证明疫情会带来社交反弹。
在一些科幻电影中，“会飞的汽车”可以缓解地面交通拥堵，提升移动速率。“连接一切”的互联网似乎使人不必亲自在场，就可以通过在线的形式完成工作和学习。但事实上，从历史来看，社会生活中最终能够固化为文字记载的内容，数量极少，如果不是通过城市将人类庞杂的活动和经验，经年累月积累存储到城市构造和肌理之中，人类经验的很大部分将因无法进入文献记载而消失不见。与城市本身复杂的原生态文化性能相比，我们今天用来储存、传输信息的数字手段尽管超越了过去千亿倍，但仍然是相形见绌的。事实上，人类交往范围越广，参与者越众，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公共交往空间，便于愈加孤独的人类随时随地面对面交流。
具有人文情怀的城市研究思想家芒福德曾被视为落伍，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的许多预言再次唤醒了人们的警觉。芒福德说：“人类或者全力以赴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支配，最终沦落到人性尽失，丧尽天良的地步，沦为‘异我’，即所谓‘史后人类’，这后一种抉择将使人类丧失同情心、情感、创造性，直至最终丧失思想和意识。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囊括社会组织的，个人的，最后能囊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形态。”或许，他的话有些地方还值得商榷，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推动城市韧性发展的文化创新需要有自觉意志。也就是说，“韧性城市”在文化领域需要我们通过学习与创新来提升功能和水平。
还是以电影院为例。很多人认为，去电影院，不光是看电影，还是一种带有社交性和礼仪性的外出活动。现在大型商场在最高层开设电影院，几乎成了标配。但疫情的出现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影院设计中除了逃生，还要更注重通风和间隔，甚至会出现我们从未见过的电影院形态。或许，因为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疫情，会带来一场更具韧性的“电影院革命”和“剧场革命”，这是疫情对文化设施带来的影响。此外，疫情也在改变一些文化场景。比如，疫情期间出现了直播推广新书、云教育讲座、露天文创市集等新的文化传播和活动形式，短视频成为活跃的用户场景，甚至有人认为抖音名副其实“抖”了“音”，改写了音乐行业的发展路径。上述现象表明，文化领域的韧性发展不同于其他领域，要靠文化创新来实现。它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通过螺旋式上升，在更高层面上“弹回”。
除了文化设施、文化场景，这次疫情防控中，尊老爱幼、睦邻友好、敬重生命等中华文明理念发挥了很大作用，体现出强大的文化韧性和中国智慧，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这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公共文化中如何更好体现东方文明和中国智慧，并进一步有效下沉社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文化治理。这一切都预示着，城市要在后疫情时期韧性发展，文化创新不仅必须，而且应该是一种自觉。文化创新为城市韧性发展提供基础的、根本的内在动力，润物无声，却静水流深，影响至远。也只有通过蓄贮大众点滴智慧，形成磅礴力量的文化创新，才能转危为机，进中求稳，把文化领域受疫情冲击和干扰而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恢复甚至超过原有的水平。
城市文化创新的三个维度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实现韧性发展的本质性力量。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重创的不仅是经济世界的健康发展、政治世界的良好互信，同时也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进步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现代文明的共识在疫情面前岌岌可危。当此之时，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如何以文化赋能城市的理念及其发展战略，推动现代城市文明的不断进步，成为城市实现韧性发展的主要路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路径。
放眼世界，各国在城市形态、城市管理等方面日益趋同，是文化差别赋予了它们独特的风貌和独特的城市文化，让我们可以直观地区分出上海、巴黎、东京、纽约和伦敦。而这些城市内在的文化肌理，则铸就了各自的生活空间和城市性格，吸引着游客的脚步。因此，唯有城市文化，能为旧城复兴注入新的力量，为新城崛起铸就不灭灵魂，为城市在竞争中创新发展、脱颖而出提供土壤和资源。
文化的生命力在创新。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文化是城市创新之魂，无论是在知识方法层面，还是在制度安排以及物化成果的转化方面，追求创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表达，都是城市创新的内在动因。城市文化的创新达成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需要建立在坚实的文化赋能基础之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历史的维度。新时期的文化创新需要对传统文化资源中的优秀基因进行充分挖掘与利用，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对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来说，文化创新不是一味地为新而新，而是要在传承文化根脉的肌理上，实现新的生长。某种程度上，传承即是创新。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城市更新中，要妥善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建筑的重要原因。只有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才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进而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二是现实的维度。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按此理解，因为疫情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巨变，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整体态势也必然会呈现很多新的变化。文化作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生命力在于将文化传承和成果创新与人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成为人们精神力量的同时，不断激发每一个个体参与现实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将新的文化要素持续融入现实生活，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内容，使城市文化的特质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生活更加精彩。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的文化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后疫情时代的文化生产既面临短时难以消除的深刻危机，同时也存在长期必将再现辉煌的重大机遇。从城市的社会本质属性、新的信息技术的变更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的文化创新，可能会集中在线上内容为核心的数字文旅产业、线上线下联动催生的产业优化升级以及各种类型实体文化媒介的产生等几个重要领域。文化创新只有与当下的时代和生活充分融合，才能繁荣发展。
三是空间的维度。空间是现代城市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文化创新的实现只有与具体的空间生产充分融合，才能影响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从空间的角度谈文化创新，主要体现在当代城市生活中各种新型文化空间的培育和打造上。丹麦著名城市规划师扬·盖尔认为，公共空间作为满足人们上学、上班、采购、散步、社交等活动需求的场所，不是“有了”就可以，而是要“有效”；要做到“有效”，就需要把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设计的尺度和中心。城市空间的文化创新一般有两种生产的路径：一种是基于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及文化发展的前瞻性预测，在多业态融合的背景下，打造以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为引领的公共文化空间；另一种是在城市旧城街区更新过程中，打造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融合共生的综合性公共空间。两种类型的城市空间既是以文化为灵魂的创新成果，同时更是推动文化创新不断涌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尊重并激活“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
城市的韧性发展最终是为了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尽管这看似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终极目标，然而却是城市得以长期存续的根本依据，以此来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健康与否，也是最为科学的标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城市主政者与建设者的共同诉求。但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城市发展往往会偏离这一最终的目标。短期的政绩需求和形象工程成为很多城市高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此逻辑下，人的诉求很多时候经常被随意忽略甚至刻意抹杀，对于城市物质层面或设施层面的现代化追求遮蔽了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论断。我们常说“人民至上”，在我看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观应该是一个基本出发点。过去，有些人喜欢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确，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论和重要研究成果值得尊敬和被运用，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的丰富实践和生动创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是西方理论完全能够描述解释清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投身现实生活，用我们的沉思、眼光和学术智慧，梳理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论讲求的是多样性和异质性，而我们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应该看作是更根本的理念。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指标体系，而是更需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旨归。“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理解好贯彻好这一理念，要求我们最大程度地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尊重并激活“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让每个人都自觉成为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活跃因子。
人类历史是在与各种疾病、灾难中搏斗中不断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有迷茫，有消沉，但是更多的是奋起，是在砥砺中不断前行。疫情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挑战，但也催生了新的发现和新的思考。城市是贮存、流传和创新文化的容器，用文化创新来开启后疫情时期有韧性的生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应是题中之义。
【思想者小传】
徐锦江，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申江服务导报》主编、《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大众传播。出版《愚园路》《流言研究》等著作10余部。（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郑崇选对本演讲稿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