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与汉景帝是西汉初期两位十分重要的帝王，在他们两人的统治下，西汉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在文景之治期间，西汉从秦末战争的纷乱与凋敝中逐渐恢复了过来，并且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汉武帝期间大规模的扩张与发展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
而汉文帝与汉景帝统治期间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治世局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汉文帝与汉景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了大量宽松的政策，给国家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在汉文帝与汉景帝休养生息政策的背后，则是儒家的仁政思想的深刻影响。本文希望向读者介绍文景之治期间汉文帝与汉武帝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儒家仁政思想对于这些政策的影响。
文景之治繁华景象
仁政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中的仁政思想在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中都有体现。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认为政治家只有行仁政，厚爱命中，才能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安定，国家也才能富强。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主张。根据《孟子译注》的记载，孟子曾对梁惠王说：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孟子的这一番话具体地体现了他认为君主所要实行“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仁政思想。而汉初最好地继承了孔子与孟子的仁政思想的思想家，则是贾谊和晁错。贾谊的思想对于汉文帝的影响很大，汉文帝也十分赏识贾谊。
《孟子译注》史料
根据《汉书》的记载，贾谊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遗礼义，弃仁恩”，“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
简而言之，贾谊认为，秦朝之所以这么快灭亡，是因为不行仁政，反而施行暴政。而汉朝则需要吸取秦朝的教训，施行仁政。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建议，在自己统治期间施行仁政，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称赞道：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岂不仁哉”。而晁错，则主张“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使得“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
晁错在汉景帝时期提供了许多建议，为汉景帝进一步实施仁政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汉景帝与晁错影视剧形象
文景之治中的仁政
仁政思想对于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影响在文景之治期间的许多措施中都有体现。首先，文景二帝在位期间普遍的取消严刑苛法，以宽容仁慈的态度对待人民。汉文帝登基后不久，便宣布取消连坐法，所谓连坐法，就是一人犯罪受到惩罚之余，还要牵连他人。连坐法虽然可以起到震慑不法分子的作用，但同时也伤害了大量没有违法犯罪的无辜百姓。汉文帝曾经就废除连坐法一事对官员说：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
除废除连坐法外，汉文帝随后还废除了诽谤妖言罪以及残酷的肉刑。所谓诽谤妖言罪，实际上以思想控制来惩罚民众的一种残酷刑律，其目的就是为了让百姓闭嘴，不敢随便说话。汉文帝指出：
残酷刑律的处罚方式其一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汉文帝认为，诽谤妖言罪阻碍了意见的传达，让皇帝无法听到忠臣的声音，这对于国家的治理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必须要废除。而汉代的肉刑，则是继承自秦代的一种残酷的以肉体刑罚来折磨罪犯的方法，十分残忍，汉文帝对于这种残害百姓肢体的刑罚早有不满，决定废除肉刑，他曾说过：
“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汉景帝头像
汉景帝即位之后，继续延续汉文帝的政策，不断废除一些严酷的刑罚。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刚刚即位便下令裁减笞刑，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随后，文帝又下诏实行谳疑制，所谓谳疑，就是有疑问的案件可以重新审判量刑，即便重新审判之后发现原有量刑无问题，也不以过失论处。汉文帝在实行谳疑制的诏令中说：
“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 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又曰：“ 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由此可以看出，汉景帝对于刑狱确实是非常谨慎，力求宽松刑罚，让百姓少遭牢狱之苦。
贾谊画像
其次，文景二帝普遍实施重农政策，着重发展农业政策。汉文帝采纳贾谊以农为本、富安天下的建议，并且亲自耕作为百姓作表率，他下诏曰：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以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以劝之”。
随后，汉文帝又采纳晁错的建议，准许民众以粮食来买爵、赎罪，进一步刺激农业的发展，使得当时出现了“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熟且美，则民大富乐”的大好局面。汉景帝同样继承了汉文帝鼓励农耕的政策，他指出：
“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晁错提出重农政策
在汉文帝与汉景帝重农政策的鼓励下，汉初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根据《汉书》的记载：
“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不仅从政府到百姓都十分富裕，而且社会风气也大为改善，可以说为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全面强盛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史记》史料
再次，汉文帝和汉景帝普遍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不仅大量地裁撤政府中的冗员冗职，而且还多次下令削减甚至免除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公元前167年之后的十二年中，汉文帝统治下的农民便再也没有交过任何租税，极大地减轻了普通农民的负担。《史记》记载：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汉文帝的惠民政策是在自己节约的基础上作出的，作为帝王，汉文帝可以抛却自己的奢华享受，将恩惠施于民众，确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文景之治下的农业发展
最后，文景之治期间，人才的选拔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汉文帝确立了一种将选举与考试结合起来的新的选官制度，选拔了大量出生平凡的贤良之士进入宫廷，这批官员为文景之治的缔造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汉文帝还鼓励臣子们畅所欲言，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表达出来，好的便立即采用，即便不好的也不会批评，史载“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汉文帝甚至还下诏征求普通官吏以及百姓的意见，例如，汉文帝曾经下诏：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也”。
可见，汉文帝确实十分渴望征得各方的意见，以最大程度地改善自己的统治。
汉文帝头像
结语
汉文帝和汉景帝的统治之所以能被称为“文景之治”，之所以能使得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很大一个原因便是这两位皇帝都采取了宽松的、让利于民的政策，使得普通的百姓能够在一个压迫较少、剥削较少的环境里进行经济建设和生活。而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贾谊和晁错的“仁政”思想的影响，当然也有来自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文景之治这样为政宽松的朝代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大多数的封建帝王总是想着建功立业或是奢靡享受，而这两者都需要大量的钱财，钱财只能通过赋税徭役从百姓身上榨取，因而百姓的生活自然艰难。文景之治这样的局面，确实是中国古代所少见的，这要得以于汉文帝与汉景帝两位帝王，也要得益于贾谊、晁错等一批大臣对于两位帝王的积极影响。
参考资料：《汉书》、《史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