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讯 （记者 袁玮）为了迎接建党百年，同时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90周年，进一步深入挖掘、宣传、研究左翼文化，左联会址纪念馆于10月23日鲁迅文化周期间在海派文化中心举办“鲁迅与新时代左翼文化精神座谈会”，邀请全国各地左翼文化专家学者、左联盟员后代围绕“左联与中国左翼文化”和“左联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两大主题，一同探讨交流左翼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深切纪念左翼文化人的功勋伟绩，传承弘扬左翼文化及左翼精神。会议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直播方式进行。
在“左联与中国左翼文化”探讨中，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黄昌勇认为，原创话剧《前哨》以左联五烈士作为描摹对象，融入编剧自身90年代研究左联的体验以及90年代后学界关于左联研究的新变化，将上世纪30代、90年代和当下三个既相互联系有又有不同时代特征和氛围时代进行对话，用创作反观历史上的人物、选择、矛盾、斗争，从而达到对30年代时代青年某些新的认识和价值挖掘。
图说：座谈会现场 新民晚报记者 袁玮 摄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咸立强指出，在左联的筹备、成立及早期活动中，创造社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的有关左联的学术研究和各种资料，罕有从群体的角度论及创造社在左联早期活动中影响的文字。迄今为止对左联中“小集团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后期，早期的研究非常少，有必要从小集团主义的角度重新认识创造社之于早期左联的意义，以这个群体为基点探讨宗派意识如何具体地影响了早期左联的活动，以及左联又是如何逐步克服这类影响并逐渐发展壮大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乐融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同时又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军者或者旗手，这两个运动基本上相隔十年，许多新文化阵营人后来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只有鲁迅继续前行。为何鲁迅能够与时俱进，进入大时代，能自觉地继续在当时新的历史背景下不固步自封。“我想到了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的讲话《对于左联的几点意见》，鲁迅对左联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忧虑，并指出如何防止的建议。现在想想，这对我们当前工作也有启发。鲁迅精神在新时代表现，主要是担当、创新、行动（或“实践”）、爱国、坚定的信仰。新时代左翼文化精神就是要学习继承发扬鲁迅思想精神，让我们与时俱进，在新时代中国特使社会主义道路上尤其是文化建设事业上，作出贡献。”
“左联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讨论中，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苏永延提出，关于左联与东南亚华文新文学的关系问题，较早介绍的是左联作家马宁，他的《中国“左联”在南洋的影响》已有详细的描绘，马宁是东南亚左翼文学运动的亲历者与推动者，其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团体，左联是如何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开展宣传的？其创作又与之前的作品有何差别？对当地华侨及东南亚人民又有何影响？这些大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中国左联作家在东南亚地区的写作与革命活动，与他们在大陆的活动同中有异。如内容上聚焦东南亚各民族的艰难境遇，探寻各民族的自由解放之路，形式上则提倡大众化与探索文字拉丁化，宣传方式则既规避殖民政府忌讳又能灵活传达心声。二战期间，左联作家们以反法西斯战争作为契机，其创作有助于凝聚东南亚各地区民族的独立意识，最终促成国家的独立。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丰杰认为，虽然在丁玲开始小说创作的1927年，“五四”启蒙已然退潮，但丁玲的早期小说仍保留了“五四”启蒙文学关注女性解放的烙印。以莎菲为代表的青年女性形象在展现浪漫、敏感、开放的个性的同时，又都陷入了一种自由的悖论之中：即未在经济上脱离原生家庭的经济供养而获得独立意识，也未能在精神上反叛传统文化建构现代自我。莎菲们在“女性解放”的时代呼声下，脱离了原生家庭的形式管束，投入“新男性”的怀抱，却发现自己成为了“男性乱爱”的牺牲品。因此，她们的反叛性更近似于少女在青春期出现的叛逆性。最终，丁玲借助政治理性，让她们逃离传统文化的评价体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左联盟员周文、郑育之之子周七康说，父母亲都是左联成员，他们和许多左联成员为筹备远东反战大会做了许多工作，从父母亲的革命经历中了解了一些左联和左联成员。后来又了解到龙华24烈士中的左联五烈士的革命事迹，他们又写作，又做革命工作，在敌人面前无所畏惧，在白色恐怖的时候坚持革命的信念，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些都深受教育。“几十年前鲁迅为纪念他们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今天再继续纪念他们是我们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