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校党委书记都本伟教授又发“新声”，畅谈数字经济发展
编者按：2020年10月20日，辽宁省政协数字经济调研组一行十多位委员和学者，来到广东东软学院，就发展数字经济进行专题调研，征求我校专家学者建议。我校党委书记都本伟教授以《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思考》为题，进行主旨发言，受到与会委员和专家学者的一致赞同。在发言中，都本伟教授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思考，并就家乡辽宁发展数字经济提出了诚恳的建议。现将都本伟教授的发言全文刊登于此，以飨更多读者。
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思考
都本伟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引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以下简称“白皮书”。）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引发系统性、革命性、叠代性和全域性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全球加速迈向以万物互联、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智能主导的数字经济新时代。前些年，数字经济主要表现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化”模式。今年的“白皮书”将“两化”扩展为 “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的“四化”。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经济发展的格局和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辽宁省为此高度重视，在“十四五”规划编制中，要重点规划全力打造“数字经济强省”，省政协派出调研组到珠三角、长三角取经，为此，作为辽宁人我非常钦佩，并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数字经济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方向。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5.4%，占GDP比重为41.5%，高于同期全球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 ，数字经济“逆势上扬”，成为各国稳定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的关键抓手。而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标志：从不同收入水平来看，2019年，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达到76.9%；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是发展中国家的2.8倍多；从具体国家来看，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全球第一，达到13.1万亿美元。发达国家数字经济GDP占比超全球平均水平，达到51.3%，高于发展中国家24.5个百分点。（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这说明，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稳增长的引擎，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近些年得到快速提高，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增加值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逐年提高，由2005年的14.2％提高到2019 年的36.2％。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为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抓手。同时，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赛迪顾问《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显示，从省份来看，2020年DEDI指数排名前五省份为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平均值为29.6，其中10个省份指数高于平均水平，广东以65.3的指数排名第一。从地区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排名第一，其总规模达到8.63万亿元，占全国的28%，珠三角地区占全国的14%，京津冀地区占11%，三大城市群占全国数字经济比重接近60%。这表明，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性，地区越发达，数字经济发展越迅猛，占比越高。
三、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发达地区优势明显，欠发达地区明显落后。我国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比重为5%，数字经济占当地经济总量比重为28%，数字经济增速为11%，西北地区数字经济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比重为4%，数字经济占当地经济总量比重为26%，数字经济增速为17%，这两大地区明显低于长三角的28%、41%、18%，珠三角的14%、44%、18%的水平，其中西北地区的总量、占比低，但增速快，增速已接近长三角和珠三角，远远超过东北地区增速6个百分点，发展势头很猛。（数据来源：21世纪经济研究院、阿里研究院《2019长三角数字经济指数报告》）。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拉大了区域的差距，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已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四、市场的培育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土壤。从国外数字经济发展快的国家来看，无一不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快的地区来看，无一不是体制机制新、市场配置资源强、民营经济占比大、改革开放程度深的地区，甚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最快的企业，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都是诞生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这说明，体制机制问题带有根本性，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土壤和温床，而越是观念落后、计划经济色彩越浓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越慢。
五、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保证。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甚或是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都需要以科技为先导。以华为为例，2019年的研发经费已达到1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29亿元），占华为全年收入的14.1％。从2014年至2018年，华为在研发上的投入已经高达3680亿元。华为的芯片技术已经超越了苹果，位居全球顶尖水平，由于有了科技引领，华为才能不断走在世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潮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高度发达，引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其基础扎实的信息技术进步支撑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产业的率先发展和不断突破，规模庞大的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又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加速建立一体化的数字商业、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科创体系。这说明，数字经济离不开科技创新，离开了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六、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软件”和“核心”。数字经济是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经济，靠的是脑力的劳动和思维的创造，知识分子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体和主力。华为从全世界招聘顶尖人才，这些人才不仅有丰厚的年薪报酬，而且还持有华为的股权，以及每年的利润分红，因此，利益的趋动，才能激发人才从事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华为才能引领数字经济的潮头而立于不败之地。我所在的佛山，为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佛山市和南海区两级政府都采取了引进人才的超常规办法，出台了引进海内外人才的政策，比如：一类人才，可享受住房补贴800万，每月30000元的生活补贴，二类人才，可享受住房补贴300万，每月6000元的生活补贴，三类人才，可享受住房补贴100万，每月4000元的生活补贴政策，政策的吸引，使佛山的大批制造业企业这几年引进了大量的高精尖人才，成为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的“外脑”和“智库”，促进了数字经济特别是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和进步。2020年，佛山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已跃升为51.7，数字产业发展仅排在广州深圳之后，稳居全省第三位（数据来源：21世纪经济研究院与阿里研究院《2020粤港澳数字大湾区融合创新发展报告》）。这说明，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有了人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七、政府在发展数字经济中要找好定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扶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招商引资中不能“拉郎配”，市场在配置资源时完全靠价值规律和价格调节，优胜劣汰，发展什么？生产什么？改造什么？投资什么？市场最有发言权，政府切忌犯过去违背市场规律的大办开发区、经济区，浪费大量土地、资金、人力资源，主观武断确定所谓的“产业集群”、“概念园区”产业方向的作法，资源配置、要素流动要还权于企业和市场。作为政府，要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搞好“放管服”改革，加大对市场和企业的服务力度，管住政府这支手，不要伸得过长，“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样，市场才能按照自身的需求和发展规律，不受政府“干预”地创造出数字经济的广阔天地。除此之外，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数字经济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特别是加大5G网络“硬件”的投入，以及覆盖城乡的全域智能体感系统的新基建建设。新基建既包括服务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数字基础设施，如5G网络和物联网等，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如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为以5G为代表的数字化社会的到来做好物质准备。
八、民营企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体和骨干， 应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在发展数字经济中的主体和骨干作用。民营企业由于体制机制新、激励政策灵活、资产关切度高、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强、技术创新需求迫切、生产效率高等特点，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从国内数字经济的领头羊（阿里巴巴、腾讯），到国外数字经济的领跑者（苹果、微软、）无一不是民营企业或私有企业，这就进一步证明，大力引导和扶持民营经济的数字化发展，才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由之路。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外，政府还要积极发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骨干大型企业的引领和促进作用，鼓励这些大型国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围绕国家重大数字产业项目，合力攻关，创造出领先新时代的新技术，引领新业态和新生活方式变革。
总之，在全球经济下行、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冲击背景下，产业的发展要紧跟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在我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面前， 超常规发展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后疫情时代恢复、 稳定、发展经济社会新常态的不二选择，是化危为机的战略性安排。
数字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新业态、新方式带来全新的变革，也对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共同而空前的超常规发展条件和空间。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是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时代机会，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顺势而为，超常作为，就能赢得发展先机。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自本世纪以来，之所以步履维艰，除主观因素外，也有工业基础设施迭代成本高、技术革新难度大、转型升级潜力不足等客观因素制约。但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时代的到来，给辽宁振兴“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加之，截至目前，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领域尚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这为辽宁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打造实体经济新业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全国互联网大会会址永久落户辽宁，也提供了难得的聚能平台。辽宁也有整合数字技术资源优势的基础（如大连软件园、 沈阳软件园、东软集团、北软集团等），再将国内的数字经济巨头企业引入辽宁，对接国内外市场，着力开源聚能，加速转型升级，凝练有前景、有潜能的新业态，将会对辽宁振兴大有裨益。
辽宁还要加大力度培养数字经济领军人才和优秀团队，马云的成功，使我们认识到高校对学生不能“一锅煮”，只是培养“全才”，要注意发掘和特殊培养“偏才”、“怪才”，能培养出“单项冠军”。还要注意发掘和培育数字经济专项团队的“毛胚”，今天的数字经济发展更需要团队作战，数字领军人才和团队的培养和建设刻不容缓。
（在辽宁省政协赴广东数字经济主题调研会上的发言）
2020年10月20日晨作
2020年10月21日晚改
NUIT
摄影：张子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