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卓（原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现为量子超并科技CEO）
量子通信是中国科技的一张名片，应该说目前打通了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产业化的领域，横跨“产学研”，在基础科学、应用技术领域和产业化方面都获得了让人瞩目的成果——在量子通信学术领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团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地位；在量子通信产业领域先后诞生了科大国盾量子、国科量子网络、北京中创为量子等明星企业。
笔者曾经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任副研究员，是“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团队的成员。目前离职，投身量子信息产业的科技创业。笔者认为，量子通信产业化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有益于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
近年来中国的科学研究硕果累累，论文数已经稳坐世界第一，论文引用次数也逐渐超越英法德日，逼近美国，相信不远的将来也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应用技术上中国也造出了多台世界领先的机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是其中一个代表，其他还包括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天眼”，“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以及将要建成的“中国空间站”等等。中国的高铁也已经成为了世界铁路的标杆，中国的智能手机各大品牌总产量也已经稳居世界第一。
但是这些世界领先的机器的内部却依然逃脱不开很多核心器件无法自主掌握，必须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窘境。从中兴事件到华为被封锁，这一系列事件为中国科技界敲响了警钟，尽管国家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发展集成电路，但是这一信息技术最重要的器件依然让整个中国信息产业一筹莫展。
量子通信打通了“科学—技术—产业”的壁垒，应该是国家为了产业升级大力扶植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吸引更多的高端技术人才，逐步解决核心器件受制于人的问题。
笔者在实践中发现，中国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依然存在学术圈和产业圈脱节。笔者一直提倡一个指标，那就是理工科博士去产业界工作的比例从某种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水平，能够看出学术界和产业界在多大程度上打通了壁垒。发达国家的这个指标目前远远高于中国。应该看到，中国大量的理工科博士的去向还主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很多工科博士的训练甚至和理科博士雷同，以设计科学实验，撰写论文为主，而不是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给产业上带来收益。
量子通信产业的良性发展告诉我们，从基础科学到应用技术再到形成产业，这条链的打通需要有很多顶尖人才主动从学术圈跳到产业圈，推动技术进步和革新。所以量子通信的意义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世界领先的科学研究以及最安全的信息加密技术，同时能促进高端人才从学术圈向产业圈流动，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范例。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2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