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王磊收到了来自平遥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消息，由他导演的纪录片《我们四重奏》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王磊正站在贵州黔东南丹寨万达小镇的一片茶园里，拍一部产业扶贫宣传片。当时他的脑子里只有四个字：不敢相信。
因为，平遥电影节是中国五大国际电影节之一，由著名导演贾樟柯于2017年发起。电影节分为多个竞赛单元，而《我们四重奏》入围的是其中的藏龙单元，与《我们四重奏》站在一起的，也多是曾经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等国际知名电影节上的获奖或入围影片。对于一位新晋的青年导演来说，这确实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王磊的作品首映结束后，著名导演谢飞给出了四星评价，并称赞其是“国产纪录片中的佳作”；著名电影博主“木易movie”评论说，“《我们四重奏》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作品。我还是容易被这类反映真实生活的作品所打动，太多细节让人感叹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资深电影策展人、影评人沙丹的评价则更加言简意赅，他认为这是“平遥影展迄今国片最佳。”
得到众多业内资深人士高度评价的同时，导演王磊也引发了大众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人拍出了这部优秀影片？
亲切感与铁西区
王磊，35岁，万达集团企业文化中心的一名员工。
他出生于辽宁沈阳的铁西区，那是一个曾经被称为“东方鲁尔”的重工业区，他的父母、亲戚都是国企工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铁西区遭遇了时代困境。王磊的家人亲戚们经历了下岗潮、停薪留职等种种波折，但他们却通过做各种小买卖，努力生活，尽所能对生活保持乐观。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王磊走进北京朝阳区最东端的这片土地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这里有数万人口，但本地居民却只有不到两千，余下的都是外地务工人员，以及来自城区的外溢人口。与大都市的繁华形成对比的，是昏暗的灯光和晚归者的背影，这些外来打工者是北京的另一面。
王磊说，从这里的那些年轻人身上，他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三好街与碟片
那么，当年的王磊是怎样的？大概要从王磊起源于儿时几部碟片的电影执着开始说起。
16岁那年，王磊得到了一台VCD机。从那时起，他便把零花钱都用在了租碟片上，也是从那时起，他发现了新大陆——三好街。
当年的三好街可是淘碟圣地。每到周末，手里攒了一周的零花钱，王磊就跑去三好街淘碟，物美价廉，特别是一些国外电影，让他有一种“与世界接轨”的感觉。便是在此境况下，电影为这个铁西少年打开了一扇窗，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后来大学时，王磊先是选择了市场营销和计算机应用专业，但最终却又转修了摄影。毕业之后，王磊来到北京，加入了当时著名的都市报《京华时报》。2011年，王磊的摄影作品《森林里的人》，入围“荷赛的多媒体评选”前三甲。
转年，他离开媒体，来到了北京朝阳区建国路93号。
梦想与实践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是万达集团总部所在地。
来到这里后，王磊任职于企业文化中心，主要负责集团层面影像内容的制作宣传。用他的话说，在万达的生活就是“一刻也未远离梦想”。
2017年，王磊开始了自己的拍摄之旅。最初，他只是想拍一个5分钟的短片；拍了一周后，他想拍一个10分钟的；半年之后，他隐约觉得这可能将成为一个90分钟的长片。从那时起，王磊便开始了白天上班，晚上拍摄的生活。为此，他每天要在拍摄地和市区之间往返十几公里。
或许是巧合，也正是在2017年，万达影视推出了“菁英+”五年战略，旨在挖掘和培养影视行业各专业人才，全力支持新导演项目，王磊入选了此计划。后来，他在当地租了个房子，每个月租金800块钱，既能有个歇脚的地方，也更贴近当地和当地人群的生活。
再往后，王磊便与此处熟至可以随时加入这里的人们的酒局。
他们与我们
王磊说，他最喜欢的导演是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这位墨西哥导演曾凭借《鸟人》和《荒野猎人》两夺奥斯卡。
在拍摄《荒野猎人》时，亚历桑德罗不惜耗时九个多月，辗转全美洲多地拍摄，只为还原19世纪下的原始荒野。而为了拍摄《我们四重奏》，王磊也同样在“城中村”待了三年，拍摄了数百个小时的素材。
细究下来，这份坚持的动力，应是来源于王磊所信奉的“真实感”。他坚信：“故事中呈现的贴近感和带给别人的相信感，是成正比的，越贴近，越真实，越真实，越相信。”
也许正是这份真诚的“真实性”击中了观众，首映后，影评人沙丹称王磊为“未来最值得关注的青年纪录者”。他还评论说：“《我们四重奏》有着比很多故事片都杰出的喜剧手笔，它为北京这个城市的银幕形象补充了不为人知的一块。”
显然，从北京建国路93号到山西平遥，王磊这个万达员工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追梦过程中，他最希望看到的，则是观众的“共鸣”。因为，“追梦人太多了，《我们四重奏》也许是在看‘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看‘我们’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