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那么潼关之战则可以称为安史之乱的转折点。
在这次大败之前，唐王朝虽然在叛军的围攻下左支右绌，但是由于盛唐积累的丰厚底蕴，安禄山未必真能谋反成功。但可惜的是，这种均衡而清晰的局势，却因为潼关之战的惨败而逆转。
唐玄宗强令哥舒翰出关迎战，隶属驳杂、士气不振的二十万唐军，在叛军的连环攻势下丢盔卸甲，甚至“自相斗杀”，最后生还入关者只剩下区区八千士卒。而唐王朝的腹心之地——国都长安，也就此暴露在叛军的视线当中。
如果玄宗对当时的战局并不加以干涉，那么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这些公认的宿将，到底能不能在潼关将安禄山的谋反大军挡住呢？
大多数人在复盘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提及郭子仪、李光弼联名上书玄宗时陈述的战略：哥舒翰继续固守潼关，而由郭、李两人各领军队，直取叛军中枢范阳城。
在当时来看，这一战略的确有一定的成功几率，尤其是少数精锐部队进攻范阳这一构想，与《孙子兵法》中 “凡战者，以正辅，以奇胜”的思路一致。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安禄山的老巢，的确出现了一系列内部问题。
作为唐朝所设立的节度使，安禄山其实正是依靠这一身份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势力，这也是他最后得以做大的原因。但节度使毕竟不是一方诸侯，即使是他影响力最为深厚的河朔地区，依旧不能达到只手遮天的地步。
在安禄山举兵叛乱后不久，常山太守颜杲卿就设计斩杀了安禄山留守常山的叛将，并发檄文传告周边各郡县，拨乱反正。如此一来，常山郡这样一座在当时并不惹眼的城市，成功钉死了叛军后撤和补给的退路。
这也是安禄山在进攻潼关之前进退失据的根源。郭子仪等人之所以敢于定下这种直捣黄龙的激进计划，其实也与颜杲卿在常山的呼应有关。
但可惜的是，构想依然只是构想，对于古代书法作品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知道，颜真卿曾留下《祭侄文稿》这样一部充满悲愤郁结之气的行书作品，这部“天下第三行书”即是他祭奠自己从侄颜季明的草稿。它的背后正是颜杲卿父子固守常山郡最终阖门被害的惨祸。
颜杲卿等人的死，既是因为双方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也与当时的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故意争功有关，《祭侄文稿》中所谓“贼臣不救，孤城围逼”就是指的此事。
从时间线上来看，在潼关之战前，李光弼所领“步骑万余，弩手三千”已经沿着太行山井陉口进入河北，但是这支军队并未能挽救势如危卵的常山郡，更没有能够赶在潼关之役前搅乱叛军老巢，除了“嘉山之役”收复了河北十三郡外，整个河北几乎全部沦陷敌手。
可以说，在实施过程中，固守潼关等待敌人自乱阵脚的战略，在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可行性。当然，历史中的线索纷繁复杂，就像蝴蝶效应所讲的那样，哪怕是稍微改变一两个限制条件，最后都有可能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突袭范阳的战略目的就一定不能实现。
但更加残酷的现实情况是，即使唐玄宗对于哥舒翰不加干涉，哥舒翰等人也不一定能守好潼关。因为潼关之败，并不完全是玄宗“远程微操”的结果，将领、文臣、皇帝，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早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埋下。
以哥舒翰为例，这位胡族将领因为史书中“恸哭出关”的记载，而几乎被人们看成了整个事件中的“完美受害人”。但实际上，他在战前的一些骚操作也同样令人窒息。
比如，他因为与节度使安思顺（相传是安禄山从弟）不和，于是在安思顺受安禄山谋反一事牵连被解职夺权后，想方设法的伪造了一封安禄山与安禄山勾结的信件。于是，这位前朔方节度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玄宗处死了。
而更令人窒息的还在后面，安思顺死后，他瞄向了另一位对头——杨国忠。他的亲信王思礼曾经多次建议他劫杀杨国忠，他虽未直接同意，却有意无意地削夺杨国忠所培植的军方势力，比如杨国忠的死忠杜干运，就是被他找了个借口调至潼关后“军法处置”的。
想想看，如果你是杨国忠，遇到这样一位有着“无中生有”技能的仇人时刻冲你搞小动作，你慌不慌？
事实上，杨国忠在潼关之战中，最为人不齿的并不是他想要置哥舒翰于死地，而是他在大战前夕，可以不顾身份、不顾立场，毫无节制地构陷前方统帅，以至于导致一场国运之战的失败。
但如果但从手段上和行为上，杨国忠与哥舒翰都难逃公器私用的罪责。
这可能才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真相：无论是当朝宰相还是军中大将，都可以在事关自己利益时毫无底线地去构陷和谋害同侪，甚至不会因为这些行为而遭到惩处。
当这种现象大规模出现时，维系规则运行的秩序就已然失效，这个帝国的衰落和破灭，也就成了应有之义了——即使没有潼关之败，也会有其他在人们预料之外的失败，将整个帝国拖入泥沼和深渊。#安禄山#哥舒翰#叛军收藏
作为唐朝所设立的节度使，安禄山其实正是依靠这一身份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势力，这也是他最后得以做大的原因。但节度使毕竟不是一方诸侯，即使是他影响力最为深厚的河朔地区，依旧不能达到只手遮天的地步。
在安禄山举兵叛乱后不久，常山太守颜杲卿就设计斩杀了安禄山留守常山的叛将，并发檄文传告周边各郡县，拨乱反正。如此一来，常山郡这样一座在当时并不惹眼的城市，成功钉死了叛军后撤和补给的退路。
这也是安禄山在进攻潼关之前进退失据的根源。郭子仪等人之所以敢于定下这种直捣黄龙的激进计划，其实也与颜杲卿在常山的呼应有关。
但可惜的是，构想依然只是构想，对于古代书法作品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知道，颜真卿曾留下《祭侄文稿》这样一部充满悲愤郁结之气的行书作品，这部“天下第三行书”即是他祭奠自己从侄颜季明的草稿。它的背后正是颜杲卿父子固守常山郡最终阖门被害的惨祸。
颜杲卿等人的死，既是因为双方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也与当时的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故意争功有关，《祭侄文稿》中所谓“贼臣不救，孤城围逼”就是指的此事。
从时间线上来看，在潼关之战前，李光弼所领“步骑万余，弩手三千”已经沿着太行山井陉口进入河北，但是这支军队并未能挽救势如危卵的常山郡，更没有能够赶在潼关之役前搅乱叛军老巢，除了“嘉山之役”收复了河北十三郡外，整个河北几乎全部沦陷敌手。
可以说，在实施过程中，固守潼关等待敌人自乱阵脚的战略，在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可行性。当然，历史中的线索纷繁复杂，就像蝴蝶效应所讲的那样，哪怕是稍微改变一两个限制条件，最后都有可能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突袭范阳的战略目的就一定不能实现。
但更加残酷的现实情况是，即使唐玄宗对于哥舒翰不加干涉，哥舒翰等人也不一定能守好潼关。因为潼关之败，并不完全是玄宗“远程微操”的结果，将领、文臣、皇帝，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早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埋下。
以哥舒翰为例，这位胡族将领因为史书中“恸哭出关”的记载，而几乎被人们看成了整个事件中的“完美受害人”。但实际上，他在战前的一些骚操作也同样令人窒息。
比如，他因为与节度使安思顺（相传是安禄山从弟）不和，于是在安思顺受安禄山谋反一事牵连被解职夺权后，想方设法的伪造了一封安禄山与安禄山勾结的信件。于是，这位前朔方节度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玄宗处死了。
而更令人窒息的还在后面，安思顺死后，他瞄向了另一位对头——杨国忠。他的亲信王思礼曾经多次建议他劫杀杨国忠，他虽未直接同意，却有意无意地削夺杨国忠所培植的军方势力，比如杨国忠的死忠杜干运，就是被他找了个借口调至潼关后“军法处置”的。
想想看，如果你是杨国忠，遇到这样一位有着“无中生有”技能的仇人时刻冲你搞小动作，你慌不慌？
事实上，杨国忠在潼关之战中，最为人不齿的并不是他想要置哥舒翰于死地，而是他在大战前夕，可以不顾身份、不顾立场，毫无节制地构陷前方统帅，以至于导致一场国运之战的失败。
但如果但从手段上和行为上，杨国忠与哥舒翰都难逃公器私用的罪责。
这可能才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真相：无论是当朝宰相还是军中大将，都可以在事关自己利益时毫无底线地去构陷和谋害同侪，甚至不会因为这些行为而遭到惩处。
当这种现象大规模出现时，维系规则运行的秩序就已然失效，这个帝国的衰落和破灭，也就成了应有之义了——即使没有潼关之败，也会有其他在人们预料之外的失败，将整个帝国拖入泥沼和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