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军政效益看，太宗灭北汉，似一大战功；就战略程序看，实为一大败笔。此举违背了周世宗以来“先南后北”的总体规划。自从周世宗谋臣王朴提出这个“平边策”以来，“最后取河东”成为后周共识。王夫之《读通鉴论》认真分析后，认为这是五代以来，中原帝国一统天下最值得实施的路线图，他尤其赞同周世宗柴荣，第一取江淮，第二，不待巴蜀、江南平定，即刻取幽燕，最为妥当。河东北汉蕞尔小国，不足为帝国之患，暂时留着，如赵普所论，可以由这个小国独挡西北两面的草原之敌。
而取幽燕，必当兵锋盛时大举而入，柴荣就是这么干的。幽燕下，天下几乎可以传檄而定。可惜的是柴荣遽然病逝，没有将这个路线图贯彻始终。而赵家兄弟太祖太宗，都没有深刻领会王朴和柴荣的这个深谋远虑，居然在幽燕未下之时，先下河东。
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论及太宗赵炅此事，就持这个意见。王夫之的评论更进一层。他认为“高梁河之战”，失败原因在于用人不当。
但更大的悲剧在于，太宗也没有更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只好选用“醇谨自持之曹彬”“朒缩不前之潘美”，而已。但即使这样的将军，太宗也并不完全信任，所谓“其于人也不欲任”。比这个还要悲催的是，曹彬、潘美也知道太祖太宗以来，至为警惕的就是“权反在下”的藩镇，也害怕忽然被麾下“阴谋拥戴”，于是“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曹彬之所以能谦恭谨慎，从不居功自傲，是为了躲避权力过大，遭遇太宗疑忌；潘美之所以在杨业被围，而不设法营救，是为了躲避战功过高，遭遇太宗猜度。这样，将军躲避权力而与士卒没有亲和力，躲避战功即使战败也可以不受责备，胜利了反而处境危险。出卖将士的生命而自我保全，这种思维下，没有不打败仗的了。
王夫之意见，其深刻性在于，他指出了大宋君臣都明白的一个道理。
唐末五代以来，各藩镇“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是一个规律性存在；而这种局面是导致中原帝国衰微乃至于亡国的第一因。
君主以最高智慧在防备“阴谋拥戴”，将帅以最高智慧在躲避“阴谋拥戴”。
假如曹彬在太祖太宗两朝破西蜀、收江南、平北汉之后，挟大宋第一名将余威，再取燕蓟，那种武功，天下已经无人能及。如是，假如遇到试图做一番泼天事业的将士，真的动起来，国家最高权力，就会遇到又一次“再分配”。即使曹彬如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并不曾想过“篡逆”，但黄袍骤然加身之际，那就是又一个继“澶州兵变”“陈桥兵变”之后的“幽州兵变”。这是太宗赵炅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名将曹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君臣有了默契：将不争功，虽败不罚；将若争功，虽胜而凶。二百年来，士卒骄悍，将帅无奈；将帅骄悍，君主无奈。“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话剧一般一出又一出在中原大地上演，这种藩镇割据而后上位的梦魇，俘虏了大宋太宗以后的君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于是“收兵权”成为大宋三百年不变的基本国策。太祖时代，“收兵权”是为了“制藩镇”；太宗之后，“收兵权”渐演成一味“收兵权”。“弱宋”之因，在此。
当然，必须公正说，尽管如此，大宋三百年再无藩镇割据之害！与五十几年可以五次改朝换代，给民生带来的苦难比，大宋的“收兵权”（以及将帅们主动自我抑制权力膨胀），不是“最优”军政选择，但却是“次优”军政选择。
陈邦瞻意见也自有道理，但他认为太宗赵炅“一败而没世不振”，却不是真判断。“高梁河之战”后，紧跟在后，就有一个“满城之战”，大宋反败为胜，战果辉煌。
节选自《大宋帝国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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