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每当一种革命性的新武器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军队作战方式、战斗编组、人员结构，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革。
为什么火器单单钟情于法国？
当13-14世纪之交的欧洲人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首次见到火器时，究竟经受了怎样一种震慑和惶恐，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国人很早就将火药运用于军事作战，至迟在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到至顺三年（1332）之间，中国人就生产出了铜制火铳，然后又经阿拉伯人之手传至欧洲。
法国早期火器“手持射石炮”，约制造于1390至1400年。在火药西传的过程中，欧洲人率先接触的是阿拉伯人使用的金属管型火器“马达法” （类似中国突火枪）。“马达法”传入欧洲后，被改良发展成为后世火枪
在14世纪这一百年中，亚欧大陆两端的火器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进入15世纪后，火器开始出现了显著的分野。
生产火药和火器，需要技术（金属冶炼与铸造、硝的提炼、火药的配比合成）、资源（硝、硫黄、铁、铜、锡、铅）以及巨额资金——亦即需要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自由和广泛的商业贸易，以及足以容纳相关产业活动的城市。
而火炮的使用者，还需要有数学、化学以及金属冶炼、加工等诸多知识。而这些知识技能，又恰只属于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新兴城市资产阶级。所以从一开始，火器就成了城市资产阶级和以城市为依托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领主的特有武器。
铁质射石炮，1450年铸于法国梅茨，该炮重达200千克，长82厘米，能够发射重6千克的石弹?
兼具这些有利因素的法国，成了火器大规模运用的先行者。而曾经在弩弓和盔甲制造技术上遥遥领先的意大利诸城邦，则因为远离大宗金属产地而失去了竞争优势。
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法军就使用了大量火门枪和发射石弹的火炮，但仍惨败于英军的长弓箭雨之下。这些初生的火器表现是如此不佳，以至于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中揶揄道：“若有哪个骑士或弓箭手恰好挡在偶发弹的弹道上，他就是运气不好。”
插画《阿金库尔战役》，约绘于15世纪早期。1415年，在英法百年战争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法军就使用了大量火门枪和发射石弹的火炮，但由于此时火器发展尚不成熟，法军仍惨败于英军的长弓箭雨之下
但法国人并不气馁，继续完善自己的火器和战术。他们不断改进火器，还建立了常备炮兵和攻城炮队，终于在1450-1453年的一系列战役中，以火炮击毁对手的要塞和堡墙而打破战争僵局，最终迫使英国人退出诺曼底和阿基坦。
为什么火器单单钟情于法国？英国人咋就不发展火炮呢？
一切现实，皆必有其历史逻辑。
国王要对封建领主们宣战了
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重甲骑兵一直稳定地保持着质量优势。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封建制度所产出的骑士一直是欧洲各主要王国军队的绝对主力。
为了克制对方的骑士和弥补己方骑士的不足，列国又大力补充廉价的长矛兵——长矛兵组成方阵保护指挥部和辎重，骑兵则作为突击力量。
至于在东方被广泛使用的弓弩，却遭到了教廷的严禁。1139年，教廷宣布基督徒彼此之间不得使用弓弩，违者应受诅咒——理由是上帝痛恨弓弩。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弓弩对封建/骑士制度构成了深远的威胁。
要知道，培养一个弓手远比培养一个骑士容易，弩手则还要更容易一些，如十字弩手只需简单讲解稍加练习，几个小时就可以成才——一个贱民只要手持劲弩，就可以与骑士轻松对阵，而且还颇占优势（十字弩可以射穿锁子甲，正是它的出现迫使欧洲骑士淘汰了惯用的锁子甲，转而采用板甲）。
对于骑士团而言，弓弩无疑是对整个封建/骑士制度的挑衅与颠覆。然而教廷的禁令，也仅仅只是制约了欧洲大陆传统天主教国家的弓弩兵种发展。孤悬海外对教廷一向不怎么驯服的英国人却对此嗤之以鼻，继续发展他们的传统长弓手——于是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贱民出身的英国长弓手，就用飞蝗般的箭雨干掉了法国的骑士老爷。
教廷虽然严禁弓弩，但终究禁不了军队对远射兵器的渴求。所以火器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身为正统天主教国家的法国，作为弓弩的合法替代者，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英国却因为已经拥有了长弓这样优秀的远射武器，陷入了路径依赖的泥潭，在火器发展初期重视不足，故而落后于法国。
那么，骑士团为啥不怂恿教廷再搞一次针对火器的禁令呢？那是因为，这次是国王要对封建领主们宣战了。
火炮在这一阶段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攻破城堡的头号杀手。在英法战争中初尝甜头的法国人，迅速成长为火炮的头号拥趸和技术引领者——火炮既然能打破英王的城堡，当然也能帮助法王打破他封疆之内那些桀骜不驯的领主城堡（如路易十一之对付勃艮第公爵），迫使领主老实臣服，从而建立起了中世纪欧洲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也于1453年以重型火炮轰垮君士坦丁堡的狄奥多西城墙，从而夺取了这座蛮族垂涎已久的历史名城。
达达尼尔炮 （Dardanelles Gun），现藏英国皇家军械博物馆
在火枪手面前，骑士的性价比已不值一提；在火炮面前，最高大的城堡也吹弹可破。
划分欧陆地理分野的历史使命
1494年，靠着炮兵技术称雄欧陆的法国人，再一次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将发射铸铁弹丸、用青铜整体铸造的加农炮装上两轮木质炮车，炮车再通过一架两轮的前车套上曳马，炮身仰俯则可通过炮尾下方的楔子来调节。这些改进，使火炮的机动、射程与精度大为提高。
法王查理八世随即携带40门这种新型火炮入侵意大利，仅用8小时就攻破了曾历7年围攻不破的那不勒斯圣乔凡尼要塞。
圣乔凡尼要塞的陷落，瞬间让众多的欧洲小邦变得惶恐不安。出于对法国大炮的惶恐，意大利各小邦的军事工程师们挖空心思去开发新的防御工事。
一种新的筑城法，则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臻于成熟——它一改欧洲旧式城堡墙高而薄的传统，变得低矮而厚实。向敌面以石砌成楔型斜面，以利形成跳弹，削弱弹丸对墙体的侵蚀。堡顶部则厚实宽阔，有利于己方火器居高临下反击对手的攻城炮兵。这就是“棱堡”。
卡斯蒂略的圣马科斯堡，位于今美国佛罗里达州
在这一轮防御体系重构过程中，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国家，严格限制辖下封建领主对旧城堡的改建，因而新型棱堡仅限于建在边境线的要点上。
于是乎，欧洲大国的现代边界线，即由此被这些棱堡点点连线给勾画了出来——虽然它们终逃不过被更重更大的火炮摧毁的命运，但总算完成了划分欧陆地理分野的历史使命。
棱堡为弱者又一次提供了自保的解决方案。
它唯一的毛病就是工程造价太过昂贵——所以只有那些极其富裕的小邦或城镇（而且还得是中央集权鞭长莫及之处），才修得起这样的末日保护所。
但一旦这些小邦或城镇建起了棱堡，它们就敢于挑战大国之君，在国王的大炮面前勇敢地说“不”。
从“方阵”到“横队”
尼德兰原为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之属地，地处莱茵河、马斯河和斯海尔德河入海三角洲，陆海贸易极为发达，西班牙帝国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尼德兰。
1568年，尼德兰的新教教徒起义反抗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凭借着无数棱堡和纵横沟壑的地形，他们竟与西班牙大军纠缠了四十年之久。
尼德兰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针对西班牙军队引以为傲的“西班牙方阵”，尼德兰统帅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创造了一套新的阵型战术。
16世纪后半叶，是“西班牙方阵”的极盛时期，它以轻重火器结合长矛兵左刺战术，一度称霸欧陆无敌手。但到尼德兰战争后期，“西班牙方阵”就逐渐暴露出了短板。如前所述，“西班牙方阵”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对付法国人的优势骑兵。
《罗克鲁瓦最后的歌声》，现代，奥古斯托·费雷尔-达尔茂，布面油画。该画描绘的是三十年战争中爆发于法国北部的罗克鲁瓦战役（1643年5月19日）。该战中最后幸存的西班牙军第三军正结成大方阵等待法军发动总攻，以掩护其他友军残部撤退
由于骑兵机动性强，所以就必须考虑四面受敌的情况，而只有方阵才能够保证各个方向都有均衡的火力输出。所以“西班牙方阵”通常为1500-3000人的大阵，每个横队正面为50-60人，纵深则多达20-40行，火枪手被长矛手包围在中央。面对四面围合的法军重骑兵，西班牙火枪手可以在长矛手围成的方阵中央，从容地轮流前出射击、退回装弹，周而复始。
但要保持这么大个阵型，则战场机动性就很成问题了。而且众多人员麇集一团，中弹概率也大幅增加。若只有一面迎敌，则阵型中后方的大量人员、火力又无用武之地，处于闲置状态。
所以莫里斯针对“西班牙方阵”的不足，效仿罗马的步兵大队，创建了规模小得多的“莫里斯横队”（当然也与尼德兰军队兵力短少有关）。
简单地说，“莫里斯横队”就相当于把“西班牙方阵”从正方形拍扁拉长成5倍边长的矩形，再切成5条小块（莫里斯横队通常为550人，横队正面仍为50人，但纵深只有5行火枪手），只突出一个方向的火力输出，而完全放弃其他三个方向，纯靠战场机动来弥补侧背的空虚（反正“西班牙方阵”机动性差，西班牙人的骑兵又不咋地）。
不断压减纵深长度，扩大横队宽度，这就是16—17世纪之间欧洲军事革命的主流方向——而决定纵深长度的，则是火枪的再装填速度。
莫里斯之所以敢于把他的火枪手纵深减少为5行，是因为到他的时代，经过严格训练的火枪手配合改良后的火枪，装填速度已经大大提高，只需要5人轮流装弹即可保持不间断的射击。而较早时候一般需要8-10人（所以那一时期火枪手的纵深也相对多至8—10行以上）。
火枪手与长矛手合二为一
随着火枪的输出威力越来越大，长矛手渐渐变得无所事事——他们的任务是对抗对方的骑兵冲击，保护己方不利近战肉搏的火枪手——因而其占比也就越来越低。
但仍没有哪一支军队敢于完全撤编长矛手，毕竟肉搏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直到17世纪法国人发明出刺刀。
最初的刺刀出现在17世纪上半叶，但最初仅只是一个可直接插进滑膛枪口的矛头，既不稳固又妨碍射击，拼刺时用力过猛还容易损伤枪管。直到1688年，法国元帅德·沃邦发明了用专门套管将刺刀固定在枪管外部的套管式刺刀，火枪手才终于与长矛手完美地合二为一。
火枪也在不断进化。随着使用预制子弹的燧发枪的出现，再装填速度进一步提升，横队的纵深进一步缩减到4人，再后来又减到3人，甚至2人。
这样一来，同样人数的军队，能控制的战线就变得越来越宽。
但新的问题随即出现，这种正面宽纵深小的长横队型，很难整体转换方向。行军速度也不能太快，即便是在平坦无阻的地形上，也只能以每分钟70-75步的速度缓慢运动——否则队形就要散乱。而过长的正面，又使得这个长横队的两翼力量单薄，更容易遭受敌人骑兵的袭击。因此己方的骑兵和重炮就只能配置在两翼加以保护，整个会战期间最多只能进行一次转移。
这个过长的阵型往往难以保持整体协调地运动，在作战接敌的过程中，常分成中央与两翼三个部分。因此，有经验的统帅就会使兵力占优势的一翼继续向前推进，力争从敌人较弱的侧翼完成战术迂回；而另一翼则停止前进，积极钳制当面之敌使之难以脱离，以配合迂回翼。
这，就是让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称雄于世的斜线战术。
插画《罗斯巴赫会战》
由于在战斗中变换队形极其费时，还容易造成混乱予敌人可乘之机，所以这一时期的统帅在会战中绝不轻易改变队形。一旦步兵进入战斗，则会战的胜负便由一次歼灭性的突击所决定了。
这种战斗方式，比拼的就是双方军队的数量、训练、装备和意志力——谁的步枪射速更快、谁的军队更能忍受伤亡、哪一方的统帅更铁石心肠坚忍不拔，哪一个国家能征募更多的炮灰。
后人把这种打法，形象地称之为“排队枪毙”战术。
横队变纵队背后的社会变革
欧洲列强用这种方式厮杀了上百年，丝毫没有觉得有啥不对，直到英国人在北美碰上了起义的乱党大陆军。
在北美，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碰上了连基本阵型都摆不来的起义军——这些起义者大都没有接受过军队训练，游击习气浓厚，习惯于人自为战。
这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嘛！
但这群“乌合之众”因为战争胜负事关切身利益，所以战斗意志远较英军坚韧，很少有临阵脱逃的。他们大都装备有性能优良的火枪（如著名的肯塔基燧发来福枪），而且射击准确。
他们并不像英军所希望的那样，比照着欧洲的传统战争规矩，在平坦的开阔地上与英军玩“排队枪毙”游戏。而是惯用诈计把英军引入稠密的森林，再分成若干小兵群，利用每一个天然掩蔽物，朝敌人冗长的行军纵队打冷枪。
插画《前进中的英国线列步兵》，出自《哈泼斯青年》杂志
如果英军忍受不了这种偷袭，摆开横队企图接战，他们就会迅速撤退——而被长横队阵型拖累的英军，根本不可能追得上他们。
欧洲人发展了近两百年的横队战术，第一次碰上了解不开的难题。接下来，革命后的法国人就更是给全欧洲列强上了一堂触动灵魂、深入骨髓的军事课。
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军队成分都差不多——军官大都出自贵族世家。士兵则多来自社会底层，三教九流的社会渣滓一应俱全，毫无荣誉感和责任心，且一旦进入军队几乎就是终身服役。
而革命后的法国军队则出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与美国大陆军类似，刚把大批贵族军官清理出军队的法军一度也是乱糟糟的——海量的新兵加入军队，使得法军兵源空前充裕。但这些新兵蛋子虽然热情洋溢，但还没有时间在训练中充分掌握横队战术，更谈不上以同样的战斗队形去对付老练的、经验丰富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步兵。
而在战略势态上，法国既没有北美大陆的原始森林，也没有可以随意机动的广阔空间。新生的法军必须在国境线和巴黎之间阻止或击退敌军。
所以法军注定无法照抄北美大陆军的散兵群游击战术，而只能硬着头皮与强大的对手展开会战。为使人数众多，但训练较差的法国兵能稍有把握地对付反法同盟的军队，法军把横队改为密集纵队——纵队比横队易于保持秩序。就算纵队被打乱，也仍然能以较密集的队形进行抵抗；纵队比横队容易掌握和指挥，行进速度也可以增加到每分钟一百多步。采用纵队，就可以把传统的那种因为“转不动”而被迫将会战变成“一锤子买卖”的打法，分解为若干个独立的战斗。这又有利于那些因为支持革命而被火线提拔、但却严重缺乏大兵团指挥经验的法国年轻军官发挥……
那么问题出来了：既然纵队有如此多的好处，为什么只有法国人采用？
因为，只有为了切身利益而战的人，才可能在没有国王和将军的监视之下，仍然有顽强奋战到底的决心。雇佣军和坑蒙拐骗拉来的兵，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充其量只是“害怕他们的长官胜于害怕危险”而已。
插画《1806年10月14日，耶拿战役》
1806年的耶拿会战，就是新生的纵队战术之王法国，与传统的横队战术之王普鲁士之间的一场巅峰对决。
这场战役中，法军充分发挥了纵队战术的小、快、灵特点，而普军则把横队战术的笨、慢、呆演绎得淋漓尽致。
用德国人恩格斯的话来评论耶拿之战，或许是最合适的：“由拿破仑发展到最完善地步的新的作战方法，比旧的方法优越得多，以致在耶拿会战以后，旧的方法遭到无可挽回的彻底的破产，在这次会战中，动转不灵、运动迟缓、大部分根本不适于散兵战的普鲁士线式队形，在法国散兵群的火力下简直瘫痪了……”
纵队战术赢得了巅峰对决。但更深刻地讲，在耶拿战场上获胜的是使这种战术得以实现的社会变革——而那才是力量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