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字子骏，为汉高祖刘邦四弟楚王刘交之后，中国目录学鼻祖刘向之子。他是汉代经学大儒，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刘歆
按说这样一位汉朝宗室大臣，又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刘歆应该对汉朝是无比忠诚的。毕竟儒家推崇的是忠臣孝子。然而，刘歆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他也因政治上与王莽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最后还是因谋诛王莽事败自杀。“助莽篡汉”让刘歆贴上了不忠、不孝的“小人”标签，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西汉末年的政治局势
如果说秦亡于法家，那西汉就是亡于儒家。
西汉后期，以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为基础与标志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西汉的统治出现重大危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高举儒学大旗， 纷纷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为西汉王朝探病开方。在这些药方中，有三种思想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影响，它们分别是天谴灾异说、更化改制说和传国易姓说。
西汉末年的人民
西汉最著名的大儒董仲舒很重视天谴灾异，他说：“天出灾异以谴告之， 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他认为天灾和自然界的异象，都是老天爷对统治者的警告，那些日月失明、 星辰逆行、山崩泉涌、 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 陨霜不杀等等，都是君王失德，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出现危机的征兆。
更化改制说是儒家提出的改革措施。汉元帝时，儒家人物贡禹和师丹提出了减少舆服器物、后宫及陵园女子、诸宫卫卒、厩马苑田， 降低人头税，解放官奴婢，废除赎罪之法，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 废除珠玉金银货币的铸造和使用等改革措施，并面对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提出了“限田限奴”的主张。
针对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贡禹和师丹提出了“限田限奴”的建议。要求“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 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 列侯、公主百人， 关内侯、吏民三十人。”但是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那些豪门大家的抵制，根本无法实行，大大增加了人民的失望和不满，也使得人民丧失了对刘汉统治的信心。这也给“传国易姓”思想带来了实施的空间。
老年刘歆剧照
儒经中早就有“天命靡常”的思想，也就是君主的统治并非万世一姓，而是“圣者为君”。刘歆和父亲刘向就持有这种思想，他们虽然忠于汉室，但并不是无条件地尊刘忠汉，面是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并不反对“汉家天命将终”的观点。但是在行动上，刘歆还是极力想维护汉朝的统治，希望通过“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陂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以达到“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的目的。可以说，此时的刘歆，内心是十分矛盾的。
二、刘歆倡立古文经的目的
公元前 7 年，汉成帝刘骜暴毙，哀帝刘欣继位。哀帝执政伊始，曾经试图挽救衰政， “制节谨度以防奢淫”，精简机构、限田限奴、抑制兼并。但是这个努力在贵族的抵触中破产，西汉统治的覆亡已无可避免。
年轻时的刘歆
公元前 6 年，刘歆写下洋洋洒洒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历数今、古文经典的产生和流传，倡立古文经典，对以往的古史系统进行的重新整理。
西汉末年，章句之学的烦琐僵化，使经学大义淹没于繁言碎辞的繁琐解释之中，降低了维护大一统政治的社会功能，今文经学的烦琐化和谶纬化，使得其自身日渐丧失了立足社会、辅翼政治的能力。倡立古文就是今文经学在严重社会危机面前失灵的表现。刘歆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今文经学）分文析 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此学者之大患也”。
刘歆认为，今文经学的繁琐，使人穷其一生难通其真意，已经完全背离了经学“用日少而畜德多”的教化目的。因此要求简化经学，结束繁琐章句学风。今文经学狭隘自闭，对于经学的发展遗患无穷，因此要求打破门户之见，广征博纳，今古会综，繁荣经学和学术。
西汉末年，“灾异说”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其学术根脉都是源于《公羊春秋》。刘歆倡立古文，提倡《左氏》，其目的正是要消除《公羊春秋》上的灾异说对社会的影响，转移社会舆论，摆脱那些对西汉政治的舆论威胁，拯救西汉政治危局。但可惜的是，刘歆的努力因为哀帝的懦弱以及西汉统治积重难返失败了。
三、刘歆对王莽的贡献
刘歆与王莽一个是宗室一个是外戚，又同时做过黄门郎的职务，两人都有不俗的学识与抱负理想，因此相互欣赏、彼此交好。
刘歆与当时掌权的王凤关系不好，所以一直得不到升迁，而与他同一起跑线的王莽则官运亨通。王莽很常识刘歆，当上大司马后一直不忘提拔刘歆。王莽称帝后，刘歆更是身居高位。可以说刘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来自王莽对他的青睐。
王莽
刘歆虽然得到王莽的器重，但他并不是王莽的真正心腹。对于王莽来说， 最可信赖的人， 还是王氏家族的成员。王莽称帝后，“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 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 孙建为爪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歆虽然重要，但比起王舜、王邑等人来，还是稍有不如的。“典文章”不能说不重要，但毕竟不比腹心。
王莽对刘歆的真正态度，可以用“尊而不亲，敬而不近”八个字来概括。刘歆在王莽掌权、改制 道路上，确实起到过很大作用；但王莽代汉并不是刘歆追求的结果。所以班固说：“歆非复欲令莽居摄也”。
如果光看行为，刘歆并没有为王莽做过什么特别大的事。在汉平帝娶王莽的女儿为皇后时，刘歆奉命负责婚礼礼仪，授皇后玺绂；王莽的母亲死时，刘歆研究出了《功显君丧服议》，使得王莽不必按制服丧三年，避免了王莽可能出现的因服丧而使权力失落的结果；再就是在王莽改革时，刘歆提了一些改良的意见。
王莽为什么器重刘歆？最主要的是，刘歆在宏观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建立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经学依据。或者说，刘歆将《左传》之立于学官这件事，客观上对王莽的帮助和影响有多大，恐怕是刘歆自己都没想到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为王莽代汉在“五德终始说”上找到了依据。“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是古代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理论根据。在这种理论中，虞、夏、殷、周的历史是一个五行转化的发展过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阶段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徙于土的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
刘歆整理出来的《世经》是汉为尧后、为火德的经学依据，为“汉禅天下于新”找到了经学依据。按五德相生说的理论与世系，太昊得木德，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因此尧与汉均得火德。而王莽自称是舜之后裔，理应受汉禅而得土德。刘歆从理论上解决了王莽代汉的法统性问题，是刘歆对王莽最大的贡献，比那些方士的图谶符命要过硬得多。
四、刘歆为何要谋反
公元 9 年，王莽正式篡夺了大汉政权，拜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为“四辅”之一。同时，刘歆把女儿刘愔嫁给王莽之子王临，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刘歆的政治生命达到了人生的顶点。
王莽代汉和改制后，社会矛盾日渐加剧，反对王莽统治的人越来越多，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特别是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军，给了王莽政权极大的打击。王莽在惊恐中，上演了把须发染黑，迎娶杜陵史氏女为皇后的闹剧，试图宣示安定的气氛。
王莽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地皇四年六月，刘秀在昆阳大破王莽军，“关中闻之震恐，盗贼并起”，长安陷入一片混乱。在新朝大厦将倾之际，刘歆不愿给王莽殉葬，做出了通过发动宫廷政变获得家族的安全保障的选择。
刘歆对王莽的不满由来已久。在王莽当了皇帝后，与自己的“腹心”甄丰、甄寻父子爆发了严重的矛盾，最后王莽逼迫甄丰自杀，甄寻、王奇等数百人被诛杀。刘歆的次子刘棻、三子刘泳也都受到牵连，被逮捕处死。这场血淋淋的政治屠杀给刘歆造成极大的冲击，使他对王莽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儿子的死，给刘歆带来的不仅是痛苦，更有作为父亲的愤怒。
如果说儿子的死还是咎由自取的话，那么女儿的死则更加剧了刘歆对王莽的怨恨。地皇二年正月，王莽发现其子王临谋逆，逼儿子自杀，刘歆之女刘愔为王临之妻，也受牵连而死。刘愔被逼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会占星术，而这个本领正是刘歆传授的，因此刘歆也遭到王莽的猜忌。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刘歆谋反的根本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下层民众反抗、刘歆的家庭和个人遭遇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使刘歆从王莽的亲信变成王莽的对头，并展开了政变的密谋。
地皇四年六月的昆阳之战结束后，新朝统治集团开始分崩离析。肩负宿卫宫室职责的卫将军刘涉，认为刘氏即将复兴，刘歆会是新的皇帝，请求刘歆领衔发动政变。经过王涉反复劝说，刘歆“怨莽杀其 三 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谋”，同意与王涉等人共同策划和发动政变。
但是这次政变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被人向王莽告密了。参与者大多都被处死，王莽念刘歆是“骨肉旧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没有公开处死刘歆，只是让他自杀。
这场政变虽然没有成功，可还是给王莽造成了沉重打击。面对严重的社会动乱，王莽已经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办法。刘歆这次未遂的谋反也被起义军视为新朝内部的崩溃的征兆，许多王莽的手下纷纷投降义军，王莽的新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五、矛盾的刘歆
由安汉公到篡位，王莽的欲望是步步递进的，其篡逆之心是在权力的诱惑下渐渐萌生的。刘歆对王莽的态度，也在王莽的一步步中发生着变化，从先期的辅佐转向最终的谋叛。可以说王莽篡政建新，是刘歆与王莽关系的转折点。
刘歆扼制“更受命”、倡立古文、解释“五德终始”，褒扬王莽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延续陷入危机之中的西汉政权。在元始五年 王莽毒死平帝、篡逆野心已路人皆知的情况下，刘歆仍然天真的提醒王莽谨遵“奉汉大宗”，“居摄”之位而不要有僭越之举。
刘歆整理文献、倡立古文、发明五德以及讲究礼仪、设章建制等积极作为均是在王莽篡政以前，在王莽篡政之后则几乎没有在政坛发挥什么作用。这一点或许班固看得更清楚：“歆非复欲令莽居摄也”。
在西汉衰落的背景下，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自任，为西汉政权的倍感焦虑的儒者们，渴望参与政治、尽己所能挽救时局，这是儒者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作为大汉宗室、儒之大者的刘歆，绝不可能甘愿为一己之私蝇营狗苟，助莽篡逆。虽然刘歆倡导古文、发明五德等所有行为，在客观上对王莽篡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绝不是刘歆倡导古文经学的主观目的。
王莽由辅政到篡逆，让刘歆越来越失望，也越来越恐惧。这种恐惧来自面对汉室大厦将倾的苦痛，来自对王莽真实面目越来越来清醒的认识。刘歆投向王莽，应当不是基于利禄，而是儒家理想主义的驱使。刘歆把个人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王莽身上，但王莽改制的结果， 最终让他失望了。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刘歆的主观本意是辅莽安汉，若惟歆与莽沆瀣一气，同谋篡业，此非史实”。正是这个原因，当王莽篡位后，刘歆才会“内惧”，并从辅莽转向反莽。但是一切都迟了。刘歆结果不但做了“贰臣”，而且做了两朝叛臣，身死族灭。也正因为如此，《汉书》给刘歆立传时，才会将他的传分开，前半生列入《楚元王传》，后半生列入《王莽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