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们会发现，在明朝前期，有大量本属于敌对势力的蒙古人为明军服务，朵颜三卫/兀良哈三卫作为精锐骑兵，曾为明朝立下赫赫战功。
其实这并算不上什么稀罕事，在中国古代，周边游牧民族人员投靠中原，其后掉头充当马前卒攻打自己的同族，属于常见操作。
从战国起，归附的游牧民族就已成为中原政权的常备兵种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不仅仅是让赵国人穿胡服、练习骑射，还大量从北边的游牧民族招募现成的熟练骑兵：
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林胡、楼烦、东胡都是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赵国在征服这些部落后，大量骑射技术精湛战士的加入，使赵国的军事力量可以与当时的强秦相抗衡。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王朝主动向北方进攻，通过一系列战役，逐渐积累起了一批匈奴战俘和主动投靠的人员。鉴于匈奴人是天生的战士，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汉王朝把他们安顿在边境，“以夷制夷”，这些人调转武器与自己同族、亲戚们浴血厮杀。渐渐的，大量胡人直接加进入汉军的主力部队。例如在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并获得大胜的战斗中，都有匈奴部将建功立业的身影，甚至包括了两个投降汉朝的匈奴小王。
此外，在西汉的八校尉中，长水校尉、胡骑校尉不仅配备了西域及北方草原的战马，其战士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归附汉王朝的匈奴人。这几支部队当属西汉骑兵的精锐，其统帅历来由皇帝的亲信担任。
到了唐代，许多著名将领都来自游牧民族
到了下一个积极拓边的中原王朝——唐朝时，周边游牧民族在中原军队中的角色更加吃重。“天可汗”李世民征服东突厥后，大量突厥人为唐朝效力，其中的优秀者成了名震一时的高级将领，如契苾何力（回纥）、执失思力（突厥贵族）、阿史那设尔（突厥贵族），这三位异族名将为唐王朝四处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而到了唐玄宗时期，更是出现了下列奇景：
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
其中最著名的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是突厥人与杂胡的后代；李光弼是契丹人；高仙芝是高句丽人。而当时唐朝对外用兵的主要对象是谁？头号敌人当然是吐蕃，其他的还有突厥余部、契丹、奚族、南诏以其他部落等，一些名将正是在代表唐王朝打击自己的同族。
除了将领外，基层士兵中游牧民族更是占了很大比例，比如安禄山专门组织了由同罗、奚、契丹投降者组成的精兵，称之谓之“曳落河”。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安禄山的存在，就质疑大部分少数民族将领对唐王朝的忠诚，李光弼、哥舒翰、高仙芝等人不仅各守一方，在镇压安史之乱中也尽了自己的全力；讽刺的是，随安禄山造反的将士中，汉族人占了绝大多数。
除了汉唐之外，其他政治稳定、武力强大的中原王朝，少数民族替中原卖命、与自己的同族作战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如同题目中提及的，明军中就有大量蒙古人的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在我们如今看起来类似于“叛徒”的行为？背后自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各取所需
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在擅长耕地的百姓中培养大量善于骑射的战士，成本过高，且战损率也是个巨大问题。而相比之下，直接使用那些愿意为自己效力的少数民族战士，利用他们最擅长技能，替中原王朝反击自己的同族，无疑是合适的买卖。
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同样的场景在如今一样不断上演，不过已经转换了领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击败中国的美国奥数队，这些面孔是不是很亲切？
而对于替中原效力的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而言，他们的立场其实也并不难理解。他们有些是被俘后的无奈选择，有些是仰慕中原文明与生活条件主动归附，更有收钱办事、替人卖命的职业打手。他们在本族中所享受的待遇和尊重，远远比不上中原王朝提供的；再加上强盛中原普遍采取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让这些少数民族战士找到了更加适合自己的平台。
其实说到底，决定上述现象的，都是背后政权实力的支撑。期待咱们能够再度以夷制夷，而非被夷制。
